要留下印记，也要与传统和谐共处
美国高盛公司2015年9月8日发布的研究报告称，“千禧一代”约占中国人口总数的31%，约为4.15亿人，比美国和西欧工作年龄人口的总和还要多。
国际上通常将“80后”、“90后”统称为“千禧一代”。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80后”和“90后”常常作为两个群体被人拿来进行对比。美国《福布斯》杂志称，1989年之后出生的中国人，对上一代人来说，简直像外国孩子一样让人搞不懂。
“80后”是梦想家，他们通常更天真，也更有雄心。他们对“广阔天地，有所作为”有着执拗的信念，相信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总能见到彩虹。
“90后”是实干家，他们立足现在，活在当下。相比成为万世巨星的成就感，他们更看重经历和体验。美国智威汤逊公司对金砖国家“千禧一代”的调研发现，27%的中国“90后”认为“间隔年”是很好的人生体验。他们从旅行中寻找人生的意义，人生偶像的范围也更加多样。
如果说“80后”从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找到青春的影子和拼搏的动力，代表“90后”精神的电影则是《小时代》。
不过，《福布斯》杂志不无同情地指出，“90后”今年15～25岁，到目前为止，多数生活在城市的“90后”生活是舒适的：电脑游戏、海外旅行、属于自己的卧室和花样迭出的零食，似乎是这一代人的标配。然而，他们在正式进入社会之前，就熟悉了腐败、经济增速放缓、雾霾等让人忧心忡忡的词汇，似乎注定成为为中国多种社会问题埋单的一代人。
不过，代际的标签有时被局部夸张和放大。调查显示，中国的年轻人仍然习惯有限制的话语权，认为精英要对整个社会的正面走向负责。
中国的“千禧一代”就活在这样的矛盾中，他们想要留下自己的印记，却要不停寻找姿态与传统和谐共处。
比别国同龄人更有忧患意识
境外多家机构和媒体的调研发现，中国“千禧一代”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有着很多共性，却自成一派。
美国市场调研网站“Iris”对全球23个国家年轻人的调研发现，中国的“千禧一代”对本国经济的满意程度（15%）超过了其他国家同龄人的平均水平（10.7%），但对自己生活满意的比例（16.6%）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9.6%），且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在这一项上全球平均水平是50.7%。
69.1%的中国年轻人认为，他们需要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2个百分点。为了证明自己制造财富和缔造成功的能力，中国的“千禧一代”拼命工作，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并不乐观。
这一代年轻人能赚钱，也爱花钱。高盛公司的报告称，中国的“千禧一代”已经对中国和海外的消费市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影响力只增不减。比如，“千禧一代”生儿育女，带动了高品质婴幼儿产品在中国的繁荣。
中国出境游的游客中，半数以上是15～29岁的人群，37%是30～44岁的“广义概念下的千禧一代”。德国市场研究公司GfK认为原因在于，66%的“千禧一代”属于高收入人群，而且他们的财务状况会随着事业的发展而愈发乐观。此外，“千禧一代”的父母通常有积蓄的习惯，多数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医疗费用可以报销。这就减少了“千禧一代”的经济压力，让这一代人将赚钱能力转化为消费能力，成为可能。
盘古银行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洪钦雄（Suwatchai Songwanich）撰文称，根据万事达卡最近公布的报告，18～29岁的中国内地人是亚太地区最大的购买奢侈品的群体，紧随其后的是韩国和香港居民。万事达卡预计，2016年中国“千禧一代”会在奢侈品上平均花费4362美元（约合人民币2.85万元），比亚太地区的平均水平多出一倍。此外，三分之二的中国“千禧一代”会优先选择西方品牌而非本土品牌。
香港《南华早报》称，到2020年，“千禧一代”对中国消费市场的贡献将达到35%。随着平均收入较低的老一代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年轻人正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中流砥柱。
“千禧一代”在“Iris”的调研中表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机会，但需要个人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机遇变现。此外，年轻人相信经济状况的稳定应该依靠个人。约三分之二的中国“千禧一代”表示，经济不稳定时会“换份工作”并“减少个人开销”。勾选这两项的全球平均水平是44.8%和52.5%。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快速发展，“千禧一代”变得越来越“宅”。只有27%的中国“千禧一代”表示每周至少见亲友一次，而世界平均数字是45.8%。调查称，中国“千禧一代”乐于助人，62.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责任帮助境遇不如他们的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
表面光鲜亮丽，却动不动就“受伤”
2007年，22岁的美国小伙儿艾瑞克（Eric）到南京教大学生英语和写作。在解答中国大学生关于美国的种种好奇之余，他在细心观察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并将这些发现写成了《中国的“千禧一代“：想要的一代》一书。
“外国媒体将中国‘千禧一代’描绘为柔顺、被洗脑、愤青、不关心高深的政治议题。这不是真的。”他说，“中国年轻人的想法和观念百花齐放。”
经济发展停滞和社会流动性的下降在全球掀起了“活在当下”的新伦理，落实在中国“千禧一代”身上，就成了对墨守成规的鄙夷和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反叛。
艾瑞克发现，在中国10个大学生中就有8个要求入党，一些提出申请的人认为，党员的身份可以提供更多机会。艾瑞克感慨，“千禧一代”随时准备抓住机会。
“千禧一代“在积极乐观的大环境下长大，“致富光荣”的口号伴随着他们三观形成的青少年时期。艾瑞克在深圳和年轻的外来务工者聊天时，发现“千禧一代”的务工者“比过去15～20年的农民工有野心得多，后者只想在外面赚几年钱就回家乡”。而一名20岁左右、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的外来务工者正打算学英语，然后移民到加拿大或者欧洲，去教外国人汉语。
艾瑞克发现，年轻的“千禧一代”对父母那代人的际遇颇有微词，因为那一代人幸运地拿到了中国经济自由化的第一份红利，成立了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公司。而这些年轻人感到，已经错失了和经济井喷同步上升的机会。“他们看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民工都能自己开工厂，而到了他们进入社会的时候，工厂林立，想要成功必须经过激烈的竞争。”
但“千禧一代”赶上了数字革命。每天在中国都有超过1万家初创企业注册成立，与之相应的是创业热潮的井喷。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在中国大陆就有超过4.8亿活跃用户，缔造了中国最时髦的一代人。
然而，“千禧一代“身上并非只有光环。上世纪90年代以来，1980年之后出生的人还有另一个名字：“草莓族”。“草莓族”形容“过来人”眼中的“千禧一代”：表面光鲜亮丽，却动不动就“受伤”，因为娇生惯养，经受不住压力和挫折。在职场中，“草莓族”被进一步引申为团队协作能力差、缺少主观能动性等。
创造这个词汇的是台湾资深人力资源培训师翁静玉，她认为“千禧一代”在父母的保护下成长，没有经历过风雨，就如同在温室中成长起来的草莓。
《南华早报》称，“千禧一代”从小受到格外多的关爱，没有吃过苦。他们热爱“白领”标签，不愿从事“蓝领”工作。
“千禧一代”当道，世界更好还是更坏？
“千禧一代”是第一波在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与世界通过数字技术紧密连接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由于中国的快速变化，中国‘千禧一代’与父母的差异，比西方同龄人和父母的差距大得多。”
与“60后”、“70后”相比，“千禧一代”是数字产品的“原生代”。在科技时代，他们很自然地成为“其他人生活方式的先行指标”。
从人数上看，中国“千禧一代”是社会的少数，这和西方不同。在美国，“千禧一代”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人口的半数。
有人认为“千禧一代”是危机的一代，也有人认为他们能更好地适应变动的世界。有人担忧，当他们成为世界的主宰者，时代的风气会变得更加愤世嫉俗。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为这些年轻人辩护，称他们不断跳槽不是因为没有长性，而是一份固定、持久的工作已经过时了；他们要求弹性的工作时间，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不坐在办公室里，他们也能工作；他们每天花费6个小时上网，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方式；他们对新事物的热情催生了打车软件等省钱又方便的App；他们结婚生子比父母那一辈晚得多，他们的职业生涯也注定会比上一代人长得多。
责任编辑：王思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