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可否谈谈《小久寻母记》？“寻母”是永恒的文学主题。《小久寻母记》的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肖凤：童年时，就知道母亲还活着，但是不知道她在哪里。“文革”后期，知道了，她在海峡的那一岸，被窄窄的海峡隔离开的母女，其中遭遇的情感煎熬，是刻骨铭心的。20世纪的中国社会，是纷繁复杂的，上下几十年，发生了若干变化，一个人的寻母过程，必然会受到社会背景的制约。不过，我着重写的是情感，以及一个少年的励志，希望给今日的孩子们，尤其是情感缺失的孩子们（现在这样的孩子数目众多，单亲家庭的孩子，留守儿童，缺少关爱的儿童等），提供一点儿“正能量”。
读书报：写《萧红传》时，您曾采访了萧军等人。能谈谈采访过程中的故事吗？记忆最深刻的有哪些名人？
肖凤：写作《萧红传》前，在熟读了已经掌握的所有文字材料后，我又先后分别采访了萧军先生、端木蕻良先生、舒群先生、骆宾基先生、罗烽先生白朗女士伉俪等“东北作家群”里的重要人物。
萧军先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出土文物”。他向我追述了他与萧红相识的过程，他对萧红作品的评价，他也谈到了他本人的文学道路，他对鲁迅先生的崇敬，还有他为什么后来竟与萧红分手，以及他对“作家”这个头衔的看法，等等。刚强的萧军内心也有柔软的一面，他声音喑哑、有些伤感地说：“是啊，三个奴隶死了两个，一红一紫，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一红一紫指的是萧红和叶紫，1935年鲁迅先生自己出钱为他们三人出版了《奴隶丛书》。）
之后，我去采访端木蕻良先生，主要是谈他的文学生涯和创作活动，也谈了他和萧红的婚姻，最后一天谈到动情处，他突然大哭起来，我当时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慰他才好。
建议我去拜访舒群先生的是萧军先生，因为舒群是两萧的共同朋友。舒群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非常认真地、分阶段地，与我谈了整整四天。他向我提供了我过去没有掌握的若干第一手资料。
我与东北老作家的交往还有续篇。舒群先生后来约我去他家做客，谈起了为他写传的话题。他告诉我：他的生平与写作资料都被某某某拿走了，此先生说要给他写一本传记，可是时间过去很久了，却不见有成果拿出来。舒先生接着说：“真不应该用性别衡量人的能力。拿走我材料的是男人，迟迟没有下文。我跟他要，他也不还给我，说让我再等等。人家原本是好意，我也不便再催促。你是位女性，又勤劳，写得又快，还不如当时就把材料都给你呢。”听舒先生如此说，我赶紧宽慰他。最后一次面见他，是在虎坊桥他的新居，告辞时，他执意要送我至楼下，走到楼门口，大概是累了，他就蹲在楼门口的地上，目送我骑着自行车远去。我回过头去，他仍然蹲在地上，还举起了右臂，向我挥手。他的这个形象，至今都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读书报：萧红与萧军发生婚变，他们之间到底出现了怎样的感情纠葛？您在采访萧军时有没有了解到？涉及个人恩怨或不好判断的是非，您会怎么处理？写这些人物传记，是否也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顾虑？
肖凤：我先后分别采访萧军、端木蕻良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向我谈起了各自与萧红的感情纠葛。萧军对萧红充满了赞美之词，主要是说萧红多么有才华。他也说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性格不合。他形容他们两人的不同之处时，用了这样的词汇，他说：“打个比喻吧，我是钢琴，萧红是小提琴，我是嘭、嘭、嘭，萧红是柔声细语”。他还谈到了一些细微的家庭琐事，比如，萧红不会做饭，给他们的日常生活起居带来了不便，这对有点大男子主义的萧军来说是个很大的缺点。
不必讳言，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萧军与端木二人，在谈到对方的时候，都使用了许多贬抑的语言，甚至是极端化的用语。我既不会把他们彼此的看法传递，也会冷静地判断和分析。我尊重他们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不愿意在他们的私生活方面费更多的笔墨，更不愿意纠缠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我确实有“为尊者讳”的顾虑。在《萧红传》的“婚变”一章里，我用的是“云遮雾罩”的写法，只说这件事“发生”了，没有细致地交代这件事发生的过程。
读书报：上世纪80年代，您写的《冰心传》出版后多次加印，反响极大。作品中您引用英国作家毛姆的话作为题记：“我开始寻求一种不假丝毫雕饰的语言，以尽可能质朴无华的方式来写。我胸中要说的话是如此之多，使我无暇在文字上浪费笔墨。”这样的追求，使您的传记呈现出一种天然纯粹的品质。您是怎么做到求“真”的？
肖凤：我写冰心传时，冰心先生尚健在，我有机会多次拜访和采访她老人家本人，这是时间给予我的机遇和幸运。“真”字，是她老人家对我的当面指教，也是她老人家对传记的唯一要求。我一直努力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做，认真地研读所有的文字资料，实地察访有关的地理，有下不了结论的问题直接请教冰心先生本人。她为人非常大度，鉴于当时有的作家本人或者家属相当看重作者如何评价传主，我曾经请教过冰心先生，书稿完成后是否送呈她过目，她很坚决地答曰：“不用。这是你和出版社的工作。”所以，我写的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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