铮铮傲骨

　　获得博士学位后，杨敬年立即回国，于1948年10月回到南开。此时的天津已被解放军四面围城。当了两个月校长的何廉辞职去了美国。他临走时给杨敬年留下些钱说：“你还年轻，要好自为之。”杨敬年的出国护照还在手中，完全可以“说走就走”，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天津，迎接解放。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市军管会任命杨敬年为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兼天津市财经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踌躇满志的杨敬年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任系主任。他觉得，施展才华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可是，谁能想到，迎接杨敬年的，却是长达22年的多舛之途。

　　1957年8月3日，杨敬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年后，他被张榜公布为“极右分子，另案处理”，随即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管制3年，同时剥夺政治权利3年，撤销教授职务。他先是在经济系资料室改造，后又到校内及农场、基建工地劳动。

　　原本207元的4级教授工资，降为每月60元的生活费，维持家用常常需要依靠变卖书籍和衣物才能勉强度日。

　　有一次，家里实在没啥东西可卖了，杨敬年就把他从海外带回来的英文原版书拿到了劝业场内天祥市场的旧书肆，老板很识货：“这种书，你有多少我都要，五毛钱一本。”思来想去，杨敬年终究不舍得卖掉，又把书带回家了。最后，他把打字机卖了，因为“打字机在国内能买到，而书不是有了钱就可买到的”。

　　“《道德经》中讲‘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相信祸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人是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杨敬年说。

　　归国10年，年已半百的杨敬年，赋诗一首，歌以咏志——

　　十年如逝水，半百转蹉跎。

　　顽体欣犹健，雄心信未磨。

　　丹诚贯日月，浩气凛山河。

　　大地寒凝肃，春华发更多。

　　正所谓“不畏则心定，心定则神全，神全则沴戾之气不能干”。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间，南开大学经济系资料室里大量的外文著作成为抚慰杨敬年心灵的“好朋友”。他先后翻译了《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垄断资本》《银行家》等8部著作，共计230多万字。

　　其中，如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并重印多次，成为传世佳作。另外在中国加入联合国后，杨敬年还遵命翻译了近20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此外，他还翻译了许多英文与俄文的经济学资料和文件。所有这些，凡是在其获平反（1979年3月）之前出版的译著，都不能署名“杨敬年”，甚至常常毫无报酬。

　　1974年，杨敬年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他唯一的儿子又因急病辞世。

　　“20余年中我身处逆境，但这对我也并非完全是坏事情。逆境可以予人一种锻炼，一种刺激。况且有些道德价值，非在逆境中不能实现。”杨敬年爱读冯友兰的哲学著作，尤其赞同冯友兰关于“以力胜命”“以义制命”的阐释：“不管将来或过去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或不幸，只用力作其所欲作之事，此之谓以力胜命。不管将来或过去之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或不幸，而只用力作其所应作之事，此之谓以义制命’。”

　　对于曾经的这段苦难经历，杨敬年总是看得很开。晚年在回忆录中，他写下的名字都是在困厄之境帮助过他的人，而对于那些曾无情伤害过他的人，他一个名字都不提。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他回顾这段历史时总爱引用左宗棠的两句诗回应：“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在沉缓的语气里，有铮铮之傲骨，更多的是宽容的气度和智慧。

    填补空白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1979年3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杨敬年得到“改正”，他自言“获得新生”。此时他已年逾古稀，早该退休了，可却抱着“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心情，决心有所作为，他似乎要将憋了20余年的劲儿都使出来。

　　“听说1977级外语教学急需教师，杨先生自告奋勇承担1977级英语、俄语的教学任务。”杨敬年的学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俊山说。

　　张俊山清楚记得，结课时，杨敬年在黑板上给学生们留下这样一段英文：“The drop hollows the stone,not by its force,but by the frequency of its fall.”意思是：滴水不已，阶石为穿。

　　80岁时，杨敬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说这是作秀，杨敬年却回答说：“你们不了解我。”

　　“杨先生既非求名，也不求利。他从旧时代过来，受儒家影响较深，他有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总是希望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投入社会做事情。不了解他的人生观则无法理解他的选择。”杨敬年的忘年交、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关永强说。

　　平时勤于阅读、翻译西方学术书刊的杨敬年，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动态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了一门中国急需的学问——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适应时代的需要，20世纪40年代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是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经济学。当时这门学问在西方已有30多年历史，但是由于几十年的闭塞，在中国学界几乎是空白。

　　“发展经济学在我国引进较晚，学者们对它大体采取3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只介绍内容，不加评论；二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具有庸俗经济学特点的新古典学派的综合，不过认为它也还不无可取之处；三是采取研究、分析、吸收和批判的态度。”杨敬年更欣赏第三种态度，他觉得这门学问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1982年，杨敬年率先在中国的大学里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而早在1979年以前就撰写的《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书稿，为他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作了思想准备。

　　“他是最早讲授和引入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关永强介绍，当年教育部在南开大学举办了一个发展经济学的培训班，外方负责人是发展经济学的著名学者拉尼斯，中方负责人则是杨敬年。

　　没有现成教材，杨敬年一边授课，一边编写教材。历时5年，他编写的54万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终于出版，并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同时，他还编译出版了61万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入选的60篇文章，都由杨敬年“自行翻译”。在这过程中，杨敬年先后指导了20名研究生，并坚持给经济学系学生讲授专业英语，连续讲了13年，直到86岁退休。

　　杨敬年的学生、南开大学教授王玉茹认为，杨先生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有两大突出成就：一是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填补了学术空白；另外一项成就，则是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且成为畅销书。

　　20世纪90年代末，陕西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其中经济学方面约请杨敬年翻译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虽然觉得任务很艰巨，但杨敬年自认“余勇可贾”，于是“毅然答应”。此后，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翻译到7点，得3千字译文。上午休息锻炼身体，下午校对。

　　历时11个月，杨敬年终于完成了74万字的书稿，后来又陆续补充了6万字的索引。

　　这本书曾有两个中译本。最早是1902年的严复译本，名为《原富》，是为介绍新思想而译的；后又有郭大力、王亚男译本，初名《国富论》（1930年），后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1972年），郭王译本“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

　　与此前出版的两个译本相比，杨敬年翻译的《国富论》中加入了熊彼特、萨缪尔森、马克思等经济学巨匠的批注。

　　《国富论》经杨敬年翻译于2001年出版后，十多年间连印16次，发行十多万册。他从没想到“这种专业的学术书籍竟然能成为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