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有目标支撑，身处其中的郑京淑“不觉得苦”，如今回过头来看才意识到当初的不易。

    “我不觉得打工对我有什么帮助和锻炼，只不过是迫于生活，休息好才能更好地学习。”她告诉《青年参考》记者，“我不愿意让孩子们经历我吃过的苦，希望他们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

    也许是为了弥补当初的欠缺，郑京淑对在英国留学的女儿格外大方，除了给她交昂贵的学费、生活费，让她每年回国两次，还鼓励她多出去旅游。

    在日本的语言学校读了一年后，觉得文凭没什么意义的郑京淑决定提前毕业，因机缘巧合在服装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93年进入知名日企黛安芬公司。

    在女装部工作3年后，郑京淑觉得自己“该学的都已经学到了”，打算辞职时被老板调到了内衣部，就此找到了钟爱一生的事业。她告诉记者，当时中国的内衣行业水平不高，她迅速意识到，这是自己“最可发展的领域”。

    在日本“碰到的都是好人”

    为黛安芬效力的十几年里，郑京淑在日本构筑了自己的舒适圈，熟人朋友多，生活水平中上，在上世纪90年代就能赚两三万元人民币的月薪。

    “日本人有个特点，只要你能为他创造价值，他就对你特别好，老板都看你三分脸色。”郑京淑对《青年参考》说。但更让她记忆深刻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

    女儿上小学三年级时，郑京淑遭遇了婚变。回归单身后，外表开朗文雅的郑京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此后她“碰到的都是好人”。在同事朋友的呵护下，从小穿名牌童装的女儿也适应得很好，成长为孝顺、随和的孩子。

    进公司第五年的一个夏夜，郑京淑突然接到家人的电话，得知母亲身体状况不佳。她马上打电话给社长请假回国，这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不仅一口答应帮她交待工作，还主动提出借钱给她。她晚上11点来到公司时，社长站在门口，拿着一个信封，里面是30万日元，在当时大概相当于人民币两三万元。后来她为公司效力多年，也是为了不辜负这份感动。

    还有一次神户遭遇台风，晚归的郑京淑打开门一看，发现阳台门和窗户大开，地板上全是水，屋子里乱七八糟。闻讯而来的六十多岁的房东二话不说，打开旁边的单元门让她们暂住了一个星期，等房子晾好再搬回去，还免了她半个月的租金。

    “也许是我比较幸运，遇到的日本人都挺好，是真心对你。”郑京淑不无惆怅地告诉记者，这种信任和人情味儿，即使在同胞中也并不多见。

    做事业要有“匠人精神”

    如果不是为了让女儿更好地学习中文，郑京淑也许不会选择回国，但她承认自己“回来对了”。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她的海归背景被很多公司看重，为大公司设计的经历对她的创业也有很多帮助。

    2003年，郑京淑辞去令人羡慕的高薪工作回到北京，次年与日本伊藤忠商事会社签约，继续负责黛安芬内衣的设计工作，并在一家国内知名内衣企业兼职担任设计总监。当时，郑京淑已有了“私心”，她想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只是苦于不了解中国内衣市场，连很多专业名词都搞不懂。

    经过几年的熟悉，2008年，郑京淑创办了北京美伊子内衣设计有限公司。她发现，国内一夜暴富的想法越来越多，专注于做产品的“匠人精神”日渐凋零。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提出了“工匠精神”，郑京淑兴奋地转发到好几个微信群里。“不要看不起匠人，日本手工匠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很受人敬佩。”她告诉《青年参考》记者，“这本应是中国人的强项，中国人的手是最巧的。”

    郑京淑对记者说，许多人认为在日本工作压力特别大，但在她工作的十几年里几乎没有加过班，也很少感到压力，反而是在国内公司经常加班到夜里一两点。据她观察，日本企业计划性强、有规矩、效率高，做事井井有条，省下了很多被琐事占据的精力；同事之间相处也很简单，不会因复杂的人际关系影响工作。

    2008年电商刚兴起时，郑京淑曾参与创立新的互联网内衣品牌，一心想打造“中国的维密”，却恰逢金融风暴导致资金链断裂，计划泡汤。如今，她已放弃了自己做品牌的念头，这是出于她对自己的了解。“我太知道自己的强项了，市场销售这个环节绝对不会去碰。”

    2015年，互联网创业团队“内在舍”和“咪桃”找到郑京淑，希望合作生产可以通过体温变化预警乳腺疾病的文胸，和通过互联网做文胸的模块化定制。她兴奋地与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智能文胸是她两年前就想到的创意，当时因缺乏技术支持暂时搁置；模块化文胸定制是大数据成熟后未来的趋势。

    “这是我事业生涯中最后想攻破的项目，3年后我希望自己退居二线。”她说，“我希望通过它呼吁全社会对女性更加关爱，这是时代的需要。”
 

责任编辑：王思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