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哪怕只是很小的偏差，也都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即使辨认过程中只有1%的情况出现偏见，当超过3人的意见完全一致时，他们正确的概率也会显著下降；若6个或更多证人意见相同，他们指认出真凶的概率甚至低于60%——接近随机指认的结果。而这个偏见产生的原因，可能仅仅是警方无意的行为被证人误读。有趣的是，如果此时出现一名证人与其他人意见相左，那么其他人意见正确的概率反而大大提高。

    这就像我们抛硬币时，如果得到硬币正、反面的次数相差过大，我们会认为这枚硬币有问题，而不是概率定律出了差错。同样地，所有证人意见一致的概率其实很小，这种情况下，更有可能是系统出现差错。

    DNA检测在刑侦领域一直被认为是铁证，每个人的DNA序列都是独特的。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DNA证据反而成为困扰。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欧洲警方在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地的15个犯罪现场都发现了同一个女性的DNA。起初侦探们非常激动，以为终于抓到了这条“大鱼”。这个轰动一时的神秘连环杀手被称为“海尔布隆魅影”，笼罩在欧洲长达15年之久，最后警方啼笑皆非地发现，警方用于收集DNA的工具被污染了，这个追踪已久的“凶手”，其实只是棉签制造厂的一位女工。

    正是因为人们太过相信技术，才会造成“一致性悖论”。 

    走弯路的还有计算机科学家们。在加密技术中，一般认为错误率低于2的负128次方才是可接受的。我们通过各种技术和算法努力提高加密的等级，却忽略了实际操作中的问题：计算机元器件本身有一定概率出错，甚至一束来自遥远太空的宇宙射线都会影响计算，这种情况每个月出现的概率是10的负13次方，远远大于要求的错误率。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加密协议宣称的安全程度越高，反而越容易受到各类故障的影响。下一次遇到宣称自己算法保密程度高的广告，不妨反问他有没有解决宇宙射线的问题。

    “一致性悖论”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走出难以解释的困境，在鉴别真伪上也卓有成效。在所有实验科学的研究中，背景噪音几乎是无可避免的，种种系统误差会让结果产生一定的异常。但在科学史上，不少实验看起来都有点好得过头了，例如密里根油滴实验和孟德尔的豌豆遗传实验，由于实验数据太过美观，没有任何异常值，许多学者都怀疑结果是编造的，或是经过人工精心挑选。了解了“一致性悖论”，我们就再也不会被社会调研、数据普查，甚至是会计报账中的猫腻和手段欺骗了。

    读完论文，我不禁佩服古罗马人的智慧。在古罗马法中，如果所有的法官都认为嫌疑人有罪，他反而会被赦免。那个年代的人们也许不懂高深的数理逻辑，但立法者已经注意到，全体一致的判决往往意味着司法过程中，甚至司法系统内出现了问题。看来，人多不一定可靠。
 

责任编辑：王思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