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髡”是先秦时期的一种刑法，指剃掉头顶周围的头发，是对人的侮辱性惩罚。出身卑贱的“赘婿”淳于髡尽管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然而，却得到了齐国几代君主的尊宠和器重，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或讽谏齐王，或出使邻国，或举荐士子，或折冲尊俎，“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胸怀“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的政治法则。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止一处写到淳于髡，足见他是齐国不容忽视的人物。比如这则淳于髡劝谏齐威王的记载：
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齐威王逸乐无度，不管政事，各国来犯，国家存亡在旦夕之间，身边近臣却无一敢进谏。淳于髡用齐威王喜好的隐语来规劝讽谏齐威王，于是历史上留下了上面这场精彩对话。
有趣的是，齐威王这只大鸟听闻此言，居然决心一鸣惊人。他迅速诏令全国七十二个县的长官全部入朝奏事，烹杀阿大夫，赏赐即墨大夫，“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又发兵御敌，诸侯十分惊恐，纷纷将侵占的土地归还齐国。齐国的声威竟维持长达三十六年。
淳于髡像一把丑陋的巨剑，一时低伏匣中，一时扬眉出鞘。到底是谁，给了这个聪明的丑八怪无上的权力？是政治的角逐，是国家的利益，是自由的氛围，是君王的需要，一言以蔽之，是稷下学宫。淳于髡的政治智慧和文化判断，来源于稷下学宫的自由包容、畅所欲言。
不难理解，何以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感慨：“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稷下先生著书立说主要目的不仅在于上说下教，更在于“不治而议论”“以干世主”。
如果你没有听到过深海的咆哮，如果你没有听到过远古的呼啸，如果你没有在史籍的夹缝里看到过累累白骨、血流漂杵，你不会明白在这个时代人类智慧的分量。这是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时代。历时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礼教崩殂，周天子的权威逐渐坠落，世袭、世卿、世禄的礼乐制度渐次瓦解，各国诸侯假“仁义”之名竞相争霸，卿大夫之间互相倾轧。
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大动荡、大分裂中，中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集聚在稷下学宫，为国家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进行积极、认真、深刻的思考，他们完成了学术研究制度的革新——有组织、有聘任、有俸禄，更带来了思想文化的丰富。至此，以齐国为中心，中国文化第一次实现了各派并立、平等共存、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求实务治、经世致用的伟大愿景。
四
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轴心时代。”他将影响了人类文明走向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定义为“轴心时代”，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在人类童年天真未凿、草莽混沌的早期，尽管地域分散、信息隔绝，在文明的起源地，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理智和道德的心灵需求催生了宗教，从而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最后形成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它们像春笋一样，鲜活，蓬勃，拔节向上，生生不息。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文明里，稷下学宫是一个硕大棋局的重要一步。
“相比奋髯横议，投袂高谈，下论孔墨，上述羲炎。”司马光在《稷下赋》中写道。小自一个民族，大至一个国家，唯有知识分子的清醒判断，方有执政者的清醒判断，唯有执政者的清醒判断，方有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稷下学宫给予知识分子的地位，更是这个国家给予知识的庄严与荣耀。
稷下学宫，不是一时之力，不是一时之功，而是文明积淀、文化创造的惯性使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曾满怀激情地描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情状：“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
颇为有趣的是，几乎就在稷下学宫轰轰烈烈将春秋战国文化带入黄金时代的同时，在遥远的希腊爱琴海边，也有一个与稷下学宫相类的学院——雅典学院，希腊雅典城邦为了培训民主制度下的演说家而开设了这家学院，学院的创办者柏拉图特地在学院门楣上铭刻“不习几何者不得入内”这一警句。雅典学院前后延续将近千年之久，造就了西方科学、哲学、逻辑的辉煌。
在东方与西方两大文明的中心，稷下学宫与雅典学院遥相辉映。
沿着西方文明的脉络，我们有了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传统、几何图形的智慧训练，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有了关于共和国、优生学、自由恋爱、妇女解放、计划生育、道德规范、财产问题、公有制等基础建设和逻辑讨论——正是这些，建立了西方古代文明的基本概念，也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雏形。
沿着东方文明的脉络，我们有了“以有刑至无刑”的法制观念，“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学理想，金、木、水、火、土的阴阳学说，“大道无形，称器有名”的形名之辩，“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政治理论，“情欲固寡”的社会主张，“强兵”必先“富国”的军事哲学，“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伦理法则……正是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战国以后的许多学派，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源头，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内容。
前空往劫，后绝来尘。
梁启超用八个字来概括稷下学宫这一“历史绝唱”。
五
公元前221年，齐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秦王在灭亡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燕国五个国家之后，这一次，虎视眈眈地瞄准了最后的对手——齐国。
四十四年前，齐襄王逝世。其子田建即位，由母亲君王后辅政。又过了十六年，君王后去世，王后的族弟后胜执政。然而，后胜为人贪婪，在秦国不断贿赂之下，齐王建听信了后胜的主张，对内疏于戒备，对外袖手旁观，听任秦国攻灭五国。
终于到了这一天——五个国家灰飞烟灭。唇亡齿寒，物伤其类，齐王才顿时感到秦国的威胁。他慌忙将军队集结到西部边境，准备抵御秦军的进攻。
然而，大军压境，一切都晚了。
一场血流成河的战役，被压扁成《史记》中的一句话：“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王贲率军南下攻打齐国，齐王建不战而降，齐亡。”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威风凛凛的秦始皇以所向披靡的力量扫灭六国，南平北越，北遏匈奴，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王朝。随后，在齐地设置齐郡和琅邪郡。稷下学宫，经历了齐桓公时期的萌芽、齐威王时期的壮大、齐宣王时期的鼎盛、齐愍王的衰落、齐襄王的再度中兴，至齐王建时，与国并亡。百家争鸣，这个学术思想自由争鸣的盛世，亦不复存在。
《管子·兵法》说：“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通过王的威仪、霸的手段，秦始皇将皇、帝两个字联系起来，自称“皇帝”。黄、帝、王、霸合二为一，这是秦始皇的发明，也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与此同时，“圣”亦不再是“士”的荣耀，而是皇帝的特权。天下至圣、至王、至明、至霸、至察者，唯皇帝一人而已。
历史的威严之中，似乎总有一些戏谑的星星之火，等待燎原。
在帝王称谓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权行动，是帝王观念、帝王地位、帝王等级的实现。“皇帝”称号代表着皇帝，更暗含着帝王与百姓之间微妙的关系。丞相王绾、李斯等上表称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为宣示对天下的主宰，秦始皇还在琅琊石刻中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
值得思考的是，何以固若金汤的大秦帝国仅仅存在十五个年头，便被人民反抗的怒火烧毁？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在《阿房宫赋》中，杜牧悠悠长叹，“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极欲、重罚是秦始皇统一天下、诏令一统，以抵至尊至贵、无上荣光的前提，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秦始皇颁布“车同轨，书同文”的制度，丞相李斯暗暗揣测秦始皇的心意，一方面指责“愚儒”根本不理解秦始皇的“创大业，建万世之功”的宏伟志向，一方面提出如果允许诸生议论，定会“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对无上的皇权构成威胁，怂恿秦始皇下令焚书：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俚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此建议，正中秦始皇下怀，秦始皇即刻同意，令行全国。
呜呼哉！顷刻之间，六国史料付之一炬，幸免于难的残篇断简已无力连缀浩荡的历史。焚书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于是第二年秦始皇又借故搞了一场坑儒，“士”从封建制度最末的一级，经历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辉煌，复又跌落在社会的最底层。接下来的，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术自由从此被扼杀，学术争鸣和社会发展随之停滞。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焚书的目的，在于打击学术争鸣，窒息理论思维；坑儒的目的在于，让服务官僚体系的野蛮恣意生长。
对自由的钳制，对思想的荼毒，对知识分子至圣境界的掠夺，让中国思想文化的天空陷入漫漫长夜。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述：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改朝换代，种姓轮换，不过是“亡国”而已，算不了什么；然而，廉耻丧尽，斯文扫地，这叫“亡天下”，是天翻地覆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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