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笃地表现历史的真实
——论王汶石小说创作的艺术价值
王汶石
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常智奇
常智奇 文/图 用一颗真挚、诚实、虔笃、炽热的心灵追捕时代精神的韵致、节奏、旋律、光色，表现社会变革时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塑造创造新生活、代表新时代精神气质的、典型的艺术形象，揭示民族性、地域性在人类文明创造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窥视、猜测、探寻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在生活细节的真实中，蕴寓理性的追求，在民众心理的分析中昭示历史的必然，在真、善、美的表现中传达出忧国忧民的情思，给读者带来愉悦中的感悟、审美中的觉醒、孤独中的慰籍、伤痛中的激奋，激发人们创造新生活的勇气、力量、斗志和信念。这是一切有理想、有抱负、有前途、有才华、有作为的文学艺术家穷其毕生的精力所矢志不移追求的目标和境界。王汶石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
王汶石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正是中国的社会处在一种热情与浮躁，建设与探索并存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是从战乱走向了新政权的建立，国人沉浸在和平建设的喜悦中，民族精神处于蓬勃向上的昂扬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一种新生事物，人们的政治热情大于科学、求实的建设精神，革命的主观愿望往往超越了客观存在的实际。一股浪漫诗情与飞速发展的浮夸之风悄然兴起，在这社会转型期的历史条件下，农家出身的王汶石，以他对土地、农民、农耕深深依恋的赤子情感，以他多年来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为革命的求实精神和深厚的外国文学修养，冲破文学简单的、机械的为政治服务的樊篱，超越庸俗社会学——标签式、政治化、概念化的羁绊，从鲜活的生活实际出发，从文学反映生活、表现感情的审美规律出发，自觉地担当起作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为时代立言，为人民立命，创造出了一个个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具有个性特征的典型形象，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一位引人注目的作家。
无需讳言，王汶石的小说创作属于宏大叙述的情感表述。宏大叙述在人类文学史上曾出现过彪炳史册的惊世骇俗之作，目前仍在发生着创造艺术美的巨大作用，这种叙述方式是人类文学史上的一种形式，不应被冷落和鄙夷。王汶石的小说创作属于“革命文学”之列，鲁迅曾把自己的写作称为“遵命文学”;托尔斯泰被誉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用文学表现民族革命的前进步伐，是艺术审美的一种功能，理应得到肯定和弘扬。目前，我们有些人在一种商品经济娱乐至上的文学观念影响下，对革命文学有不恭不敬的微词之态，这是不对的。王汶石的小说创作属于“意存笔先”之类，“胸有成竹”是创作动机和创作过程的客观存在，把作家的主体意识渗透在故事情节的发展、场景的描写之中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被极端化的思潮所迷乱。文学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表现人们的生存现状，是作家义不容辞的天职。文学是一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和社会观念形象的反应。表现历史的真实是文学的基本任务。文学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文学不在于表现什么，而在于怎样表现!文学的一切创作方法，表现技巧都是一种手段和形式，作品所反映的精神、思想、观念才是最重要的东西。王汶石在用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精神，朔造典型的艺术形象中，尊重自己的贴身感受，尊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尊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创作出了许多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他的作品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浸透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就农村题材创作的短篇、中篇小说而言，作家能与时代发展的节律那么协调、吻合，几乎达到了同步的程度，这在文学史上是少有的。作家在艺术地把握急速发展和变革中社会生活的旋律、神韵、样态时，是那么的迅速而又不失其基本风貌，这是难能可贵的。应该说王汶石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为中国当时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树立了一个历史性的标杆。至今，这把中国中、短篇小说创作峰峦上的标杆依然熠熠生辉，闪烁着不可磨灭的、艺术的、审美的、认识论上的光彩。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大浪淘沙，潮落珠现。文学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今天，我们对半个多世纪前的作家和作品可以冷静而缜密地分析和总结，但绝不可以用今天的观点去苛求历史的昨天;绝不可以用今天的思想去框定昨天的生活实际。文学是用人的情感去表现社会生活、对时代做出审美价值判断的，这是一把艺求审美的标尺。用这把标尺衡量王汶石的小说创作，我们认为：他的作品穿越了历史的烟云，在今天仍有其独到的审美价值。这得益于他在生活中的虔笃、真诚、朴实、炽热;得益于他在现实主义创作中严格地恪守细节的描写，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正是在真诚的生活观和创作观的作用下，他的作品中的历史局限性也因其真诚地再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而具有了认识论中的历史价值。一个真诚活着的人，在风起云涌的社会实践中，用一颗属于人的心灵、艺术地感受和表现生活，一定是一种饱含人性的情感判断。审美的情感判断一旦与人民性统一起来，它就具有一种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
一
文学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思潮、观念、精神的反映。新中国刚刚诞生的最初一段时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开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局面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王汶石的小说创作，艺术地再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积极性。
这个时期，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革命终于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一个农业大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笑颜逐开，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欢乐而幸福地耕耘在创造新生活的大地上。王汶石在表现他们对土地的热爱时，是那么的炽烈，那么的亢奋。土地的质朴与农民的质朴，土地的忠实与农民的忠实，土地的广阔与革命者胸怀的宽阔，在精神、形态上发出一种“异质同构”的共鸣。作家在这精神的共鸣中热情地讴歌新中国、新时代的新农民。
这个时期，多年来的战乱结束了，人们从战争的废墟上爬起来，在生命财产得到了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唱响了建设家园的新歌。王汶石的小说创作在描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不时伴有战争的回忆和沉思。这是作家亲历的生命体验在作品中的自然反映。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在劳动中回忆战斗，给劳动赋予一种政治的意义;在建设中伴以血与火的回想，使建设带有历史的意义是王汶石小说的走向。作家对新生活的珍惜，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限忠诚，是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中形成的思想感情。这是他们那一代作家的情感基础。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浴血奋战了几十年，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红色政权。青春勃生的政党严格而忠实地履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了人民公仆的一代新风。
一声令下，干部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新时代的干部作风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蔚然成风，干群关系如鱼水一样和谐、美好……
这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没有暴力、没有欺诈，讲诚信、讲道德、讲文明、讲奉献，党风清廉、民风淳厚的太平盛世。这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民族精神昂扬的时代。这是一个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以土地为中心，以工业革命为主导，私有化的个体生产向社会化的大工业稳步平移的新阶段。人心向善，和平共处大团结。人心思治，快马加鞭搞建设。人心向前，互助组合作化激流勇进。
东方的睡狮醒了!
一个伟大的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
阳光灿烂，春风和煦，鲜花盛开，碧水蓝天，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窗外，阳光和煦，春风轻柔，杏树枝头的露珠儿闪闪下滴”(《土屋里的生活》)。
“喜气盈盈的燕子，成队地飞来.在农家的屋梁上垒着新窝。这时节，桃杏花盛开，菜花初黄，小麦绿的无边无垠，遍地水车丁丁，一道道清水，顺着地垅上的水渠，在麦田里流着，在菜畦里流着……”(《卖菜者》)
就连夜晚，也是一个没有黑暗，充满欢乐的时空：“一盏小型汽油灯，在棚架子上高高挂起，耀眼的光芒，在黑沉沉的滩野里，辟开一片亮堂堂乐融融的会场来。”“淡淡的月光，从河湾处升起，照着高高的白杨，墨黑的杨叶映着明亮的月光，好像在流着清水一般;夏夜的风，一阵阵，闹嚷嚷地跑进树林里，亿万片细小的杨叶，顿时舞动欢呼起来。”“……晚会在静静的滩野里，在夏夜的星空下……欢乐地进行着。三弦像万马奔腾，板胡像万马嘶鸣，那梅笛，激扬嘹亮，像春风在旷野里的呐喊、呼号;年轻人在吹奏，年轻人在歌唱，年轻人在欢笑喧哗;古老的渭河，也被年轻人的欢乐情绪所感染，用它那浑厚深沉低音唱和着：嗬，嗬，嗬，嗬，嗬，嗬!……”(《夏夜》)。
王汶石笔下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他笔下的人物，是一个个充满着创造新生活的理想，充满着开拓未来美好生活激情的人物。他笔下的农村，是一个被作家用革命的理想和激情诗化了的农村，他笔下的田园，是一个既具有天籁般的“静穆”，又具有人文精神充盈了的“伟大”的新家园。他笔下的自然，是表现人物精神的有机体，自然被人格化、人情化了。他笔下的天地，是一个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心情舒畅，团结互助的新天地。他笔下的境界，是一个既充满激情，又崇尚理性的新境界。就是写剿匪战斗，也是拯救年轻人上当受骗，最后以反动派灭亡的光明作结(《阿爸的愤怒》)。炮火和硝烟化为新情感抒发的文学符号，反动派阴暗的心理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如冰雪般消融在劳动人民跟共产党走的热情之中。
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人最珍惜光明,王汶石首先是一位战士，而后才是作家。他经历了旧中国政治的腐败，剥削阶级对穷苦人民的压迫，反动派对革命的镇压和屠杀。他深知革命政权的来之不易，因而，他的作品在表现新中国、新生活的时候，把自己心中的一片光明世界移情在艺术世界之中。
这是时代精神的自然流露!
这是社会风气的真实记录!
这是作家心灵感受的艺术表达!
这是民族前进的隆隆脚步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