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学作品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实现其审美教育功能的。王汶石笔下的人物形象，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的人物形象;是时代精神艺术凝定的典型形象;是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相融合“这一个”的艺术表达。王汶石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写到：“事实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在我们的周围，依然不缺少那种品格高尚的人，正是这些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而又肯艰苦实干的人，正是他们带领着亿万群众为共同富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祖国推向空前繁荣。文学艺术有责任塑造好他们的光辉形象，照耀人们生活的道路” (《王汶石文集》序·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这种创作思想，贯穿在他的整个小说创作之中。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多的是代表了这个社会主流的、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的、社会主义艰苦创业的新人形象;代表了作品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思潮和历史真实的人物形象。是的，作家赋予了他笔下的人物更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政治革命的热情，但，这些艺术形象又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他们生活中的“真人”个个都是鲜活的、有血有肉、充满革命理想和激情的“历史的这一个”。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时代的作家，必然书写变革时代的变革人物。一个风流人物竟出的时代，一个忠实时代的作家，怎么能不热情地讴歌新时代的新人。文学作品中的新人形象，既是生活中真实人物的艺术再现，又是赋予了作家的理想与情思，引领现实中的人们走向光明的“领路人”。王汶石在文学来源于生活的表达中写真人，在文学照亮生活的表达中写新人。从“真”到“新”成为作家艺术地反映生活的过程。

　　《风雪之夜》中的严区书、杨明远等人，在除夕之夜，没有回家与家人团圆过春节，而是深入基层，与乡村干部、群众谈工作、了解问题，彻夜未眠。这种工作作风、革命精神，是那个时代的干部作风和精神风貌的真实反映。那是一个“破旧立新，移风易俗”，以革命化代替、置换风俗化、民俗化、世俗化的时代。严区书过家门而不入，公而忘私，是一个革命者的行为方式，也是那个时代许许多多革命者的行为方式。那个时代的干部，是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干部;是哪里艰苦就出现在哪里的干部。那个时候有一句门头语“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很能看出当时干部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地位。“冒着风雪，在乡村的道路上，迎接这个伟大的黎明”的严克勤、杨明远，是那个时代干部形象的典型代表。王汶石在塑造这些形象的时候，是怀着对乡村民众的生存方式的理解和同情;对新政权的赞扬与歌颂;对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和谐发展的肯定，来表现他们的精神、气质的。他从人性的善中寻找社会革命性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从人性的美中透射出历史发展趋势之光。他把革命性放在对人的解放，对思想解放的背景上，极尽渲染革命者的舍己为人，光明磊落的高尚情操。

　　《土屋里的生活》中的驻社干部江波质朴、善良，充满着工作的热情，与乡村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泥里来，水里去，“走在哪，坐在哪里;什么时候累了，随便拣个地方躺下，草滩也罢，犁沟也罢，坟边，路边，全是天然的好床”。群众也非常爱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老虎妈给江波做的是豆腐臊子旗花面”。“江波吃饭的当儿，陆陆续续来了许多人。阴雨天，不能下地，人们在家闲着，听说江波来了，便一个个跑来。多数人是和江波闲聊天;社干部们则是有些工作上的问题，借机会和江波研究，讨主意。江波一面吃饭，一面回答人们的问话……”人民的勤务员不是挂在口头上，是身体力行者。人民的公仆不是戴在干部头上的虚假桂冠，是艰苦奋斗、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血浓于水、息息相关，生死相联的忠实使者。江波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基层干部的典型代表。他平凡而伟大、普通而超群。是生活中的普通人都有的生活方式，但不是生活中的普通人都有的生活观念;是生活中的普通人都有的情感状态，但不是生活中的普通人都有的情感表达方式;是生活中的普通人都有的生存境遇，但不是生活中的普通人都有的对待生存境遇的态度。他们是普通大众的一员，但他们比普通大众更有理想;他们是一般干部的一分子，但他们比一般干部的精神、胸怀、境界更高远，更博深。他们身居社会底层，心怀天下劳苦大众。他们吃野菜、穿土布、睡土炕，摸爬滚打在田间地头，想的是民族复兴的大业。

　　《春节前后》中的赵承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十五年前，他讨着饭，从远乡流落到这里。先是给财主家当火头娃，侍侯人，后来跟一个姓张的老槽头给人拉长工”。再后来，被招为上门女婿。他是一个出身卑贱、毫无根底的人。解放后，他翻身当家作主，村里有什么事情，大家喜欢把赵承绪拉扯进去，久而久之，他不仅能说话了，也能睁眼看报了。再往后.正像赵二婶说：“他是衙门口平入平出，和县长平起平坐。”他被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饲养股长，因工作，他与妻子闹矛盾。他在处理家庭矛盾中，那种气度、境界，讲话的明澈，做事的分寸感，显示了一个新时代赋予一个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新人的精神风貌。他面对“小家”与“大家”的关系处理上，语重心长的对妻子大姐娃说：“社里的工作，该我做的我还要做;社员指名要我喂牲口，我决不违拗大家的意思。就是天塌下来，我的主意也不能变。”表现出一个基层的“村官”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他的妻子“大姐娃把大碗饺子放在承绪面前，用胸前围腰擦擦手，生气地说：‘你也太把我小看了!我是风吹雨打长大的，天上的日头晒大的，不是卖糖人的吹出来的。你是苦蔓上结下的，我也是苦海里泡大的，你走社会主义，我也走社会主义;你爱社，我也爱社。为革命，你能漂洋，我也能过海;你能越岭，我也能翻山，只要是你能到的地方，我就能陪你!’”这是一对贫贱夫妻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内心道白;这是一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心路历程。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深入人心，就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有成千万的这样像赵承绪一样的贫贱夫妻，因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救了他们，他们才紧跟共产党闹社会主义革命。作者在塑造赵承绪这个人物形象时，首先表现他的隐忍。他的隐忍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为社里的社员工作。赵承绪和大姐娃的矛盾冲突，是千百个家庭矛盾冲突的表现，作者在这普通家庭矛盾冲突中，提炼具有时代性与革命性的东西，在思想差距中，表现情感磨合的革命性，在个性的鲜明性中，表现思想情感的时代性。人的生活情感在时代大潮的携裹下，卷入了历史意识的车辙。赵承绪在新旧社会两重天，旧社会被剥削、压迫，新社会当家作主，挺起了胸膛。一个人，两个形象。这是社会、时代使之然。作者在自然的人、个体的人、血肉的人中开掘社会的人、革命的人，历史的人的品德和情操。

　　王汶石塑造时代新人的形象，是从生活的实际出发，从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在《套绳》中，他把一种爱护新时代的生产力，爱护社里的耕牛，放在了一个真实而感人的社会背景之下：撞槐一生心系耕牛，爷爷父亲因没有牛而贫穷一生，在饥寒交迫中死去。解放后，政府分给了他一头牛。他养牛有方，生了一头小牛。为了走合作化的道路，他带牛人社，当了一名饲养员，与虐待牛的“牛阎王”李金来进行斗争。教育人们都知道爱护牲口。这里的撞槐是一个普普通通、朴朴素素、平平常常的人物形象，但他身上闪烁着爱社如家、跟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品德是力透纸背的。整个作品浸透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人物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感人至深的生活真实。撞槐的情感是朴素的，但是真实的;是普通的，但是革命的;是平常的，但是珍贵的。新时代，新社会，新生活从旧中国、旧社会走过来的老人浸入了一股青春的活力，他(她)们在翻身得解放中感受到了做人的幸福和喜悦。面对新生活，他们靠自己的辛劳和汗水盖起了新房，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老人》中的王北顺的祖母就是这样的新人形象。不管是在春寒料峭，冷气逼人的露天广场听演讲;还是深夜里，在油灯下为社里一粒一粒地捡棉花种子;还是对王子才的二兄弟媳妇耍奸溜滑，偷工搪塞，不负责任的劳动态度的批评，都显示了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高贵品德。

　　《阿爸的愤怒》中的马外保是一位普通而善良的回族老人。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复杂斗争中，他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阵营一边，面对儿子马亚古柏被敌人欺骗而走进反革命的营垒，他举起了他的叉子猎枪，向儿子马哑古柏骑的枣骝马射去。在马外保老人身上，他的革命精神使他冲破了血缘亲情的羁绊，踏上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坦途。

　　王汶石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一是新，他们与旧中国、旧社会传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彻底的决裂。他们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创互助组、合作化大业的新人形象。二是真，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典型化。他们的思想感情、行为方式、道德观念是与当时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群众息息相关，血肉相联的。他们的价值追求是众望所归、众心所盼、众情所倾的艺术表达。三是高，他们的思想觉悟高，理想追求高，人生境界高。在世俗的芸芸众生中，他们既是普通民众的一员，又是新的时代精神的自觉追求者，身体力行者，行动体现者。面对生活中的落伍者，时代精神的背逆者，他们热情地去扶助、救助，在诚挚中现出博大，在炽热中显出旷达。生活的血脉使他们形象丰满，历史的真实使他们精神挺拔。四是善，他们都是爱人民、爱群众的仁慈者。面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损害，他们奋不顾身地抢救、维护。具有一颗大爱之心，拯救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之心，是他们共有的悲悯情怀。《种地的人》中的马佩璋面对偷奸耍滑的黄玉林，他能够容忍;面对栽赃陷害他的投机钻营的黄玉林，他以德报怨，“而那个背影，很快被他忘记了”。王汶石笔下的新人形象，一个个都是热爱生活、热爱社会主义革命，忠诚于党的事业;心底无私，胸怀坦荡、宽广;充满创造的激情和智慧，忘我的工作;有理想、有才华、有干劲的艺术形象。

　　王汶石笔下的景色，是一种亮丽、明媚，在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融进田园牧歌式诗情画意的景色;王汶石笔下的人物，是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通劳动者形象;王汶石笔下的主题，是为新时代﹑新生活的建设者而歌;王汶石笔下的情感，是一种历经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洗礼后，对新中国无限热爱，对中国共产党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无限爱戴的情感。

　　在这里，作者把人性放在时代性、人民性﹑革命性的熔炉里冶炼，提炼出时代新人的精神品格，还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相统一的“这一个”时代的典型艺术形象。唯其立足于普通的民众，他的革命性才实在;唯其尊重于现实生活的真实，他的时代性才明显;唯其充满了革命理想和激情，他的作品才那么亮丽、隽永而富有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