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出生的唐润铧显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成”，“像是从过去穿越过来的”。他喜欢哲学多过足球，爱听崔健、许巍和朴树，向往上世纪80年代“文艺复兴”一般的自由氛围，愿意思考与分享观点。

　　他常年穿一件黑外套，书包和鞋子磨破了也毫不在意，留着“估计全区只有一个人梳的”油腻的三七分发型。在学校，有不认识的同学看到他，会毕恭毕敬地喊一声，“老师好”。

　　为了迎合美国学校的需求搞创新大赛、参加美国的夏令营拿外国人的推荐信、刷题考出高分的托福和SAT……在唐润铧看来，出国申请越来越成为和高考一样模式化的流程。

　　他曾感受过影片里溢出屏幕的紧张气息。那是在他备战SAT的时候，也是纪录片拍摄的关键时期。一场争夺时间的大战，在唐润铧和父母之间，一触即发。

　　“不是不让你拍，而是时间不对。”爸爸警告他，“如果因为拍纪录片而考得不好，你会后悔一辈子。”

　　唐润铧的犟脾气上来了，他认为高考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是必须要拍的，不能错过这个时间，他给自己的承诺是2015年底前必须拍完第一集。与此同时，他要一遍一遍往返于教室与留学机构的补习班之间，刚刚放下相机，又拿起了答题的笔。

　　“在高考面前，我总有点逃跑的感觉，一直没法抹去心里的罪恶感。”尽管与大多数同学走向不同的战场，唐润铧仍然希望为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记录下这关键的一环，哪怕只是在旁边为他们竖起大拇指。

　　“我急啊!”妈妈陈霖是控江中学高三的语文老师，为了唐润铧的SAT成绩，焦虑得“快崩溃了”。他前两次的SAT成绩分别是1780和1990(满分2400)，“你多做题总归多拿分咯，这是你最重要的事情!”

　　父母不支持他在备考期间拍片子，争执发展到最后，唐润铧表示：“我就要拍!我就要拍!”

　　在那间关了门的卧室里，他用了两个通宵，回放过去3个月拍摄的素材，154个G，1340个视频文件，然后埋头为片子写台本、录音、剪辑。

　　当第3次SAT成绩出来时，陈霖记得，唐润铧先是很平静地报了分数：2100，之后便“哇”一声哭了。

　　陈霖很心疼，觉得孩子在那段时间承受双重的压力。“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很希望他有自由意志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我也不能脱离对分数的追求。”

　　最终的SAT分数让一家人都挺满意，当被问到，“如果唐润铧没有考好还会让他继续拍片子吗”，陈霖斩钉截铁地说：“不会，绝对不会。”

　　唐润铧在上传自己的纪录片时，在网上留下一段话：我们从出生那一刻，就成了教育体制内的孩子，我们不得不面对当今中国不够合理的教育。一面针砭时弊的同时，我们又随波逐流。然而，我们真的别无选择吗?

　　一进入高三2班，首先会被教室后面的黑板报吸引，大面积黄色和蓝色的水彩颜料占据画面，田野和蓝天的界限从中间上下分割开来，一条棕色的、窄窄的小径延伸到远方，“高三之路”四个大字写在一旁，下面是一行小字：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从未来回想今天的时候，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这幅画，而不是高三的重压。”在纪录片的下半部分，唐润铧讲述了老师和同学在高考的压力下，仍然保持自己爱好的故事。

　　拍摄的最后一个画面是圣诞节的班会，一串铃铛挂在黑板旁，老师和学生一起做起了游戏。旁白说，只愿这难能可贵的笑容能够一直留住，留到高考之后，留到成人之后。

　　镜头转向了高三语文组老师的办公室。在隔间的外墙上，贴着不起眼的三个篆体字——“后花园”。里面是一位语文老师的照片墙，贴满了苏珊·桑塔格、汉娜·阿伦特、卡夫卡、格丽泰·嘉宝的照片。这位老师自称有“空墙恐惧症”，不管办公室搬到哪里，她都不会落下这些偶像。

　　“很多老师有自己坚守的东西，即便被大环境吹得东奔西跑，也会坚守着。”这在唐润铧看来是一种反抗。

　　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一个坚持了25年的公益人文讲坛的发起者樊阳。

　　樊阳曾回到陕西的母校讲座，谈起对应试教育的厌恶。“我希望我的母校不要成为衡水中学。”台下的老师哄堂大笑，因为校长刚刚说过，要向衡水中学学习。

　　樊阳觉得，当唐润铧在考试面前，拿出时间拍摄这部片子时，应试教育的柏林墙已经在他身后倒塌了。

　　在老师眼里，唐润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甚至一度成为“老师最讨厌的那种孩子”。

　　唐润铧喜欢写作、拍片子，是合唱团团长，拍微电影拿过全国二等奖。文科成绩能成为年级前十名，理科成绩则是倒数十名。他向往美国更自由的校园环境，即便认为SAT很应试，但他知道这不是美国学校挑选学生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