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后，李光山成为村里第一个因尘肺病死亡的男人。

　　李光山去世两年后，郭秀芹改嫁给了丈夫的二哥李光秀，可很快，李光秀也因尘肺病卧床不起。在经历半年“整日整夜的哀嚎”后，他在一个冬日下午，“吞下一整碗排骨汤，头一低就死了”。

　　这时郭秀芹已经习惯每天晚上随时起床，给丈夫喂水，也习惯了在山上砍柴时，中途跑回家给需要“少食多餐”的丈夫做饭。她甚至习惯了“每天看着一个人承受这么大的痛苦”。

　　如今，她坐在自家院子里，皮肤枯黄，眼泡浮肿，头发胡乱地散在肩上。她把刚刚砍下的几捆树枝码成一排，然后生火洗菜。一旁的现任丈夫正在看着对面的大山，晒着太阳。

　　“过去男人对我来说就像大树，现在对我来说可有可无。”郭秀芹摆弄着手中的菜叶，淡淡地说。

　　李光山死后，村里越来越多从矿上回来的男人开始“连家门口的上坡都翻不过去了”。

　　他们很快都确诊了自己的病情。这些每次回家都会杯盏交错，大笑着谈论挣钱的男人，几乎在一夜之间都苍老了。有时他们也会围在火炉旁聊天，只不过，这时的话题已经变成“肺气肿”“肺大泡”，还有“肺穿孔”。

　　他们这时才知道，那些数年前就被吸入肺泡的灰尘，在肺里沉积，最终会要了他们的命。

　　“钻机一开，整个矿道里全是灰尘。”王传堂咧咧嘴，描述在矿上的工作场面，“100瓦的灯泡，只能看到红丝”。

　　每次从矿道出来，他吐出来的都是“黑疙瘩”。在农村见惯尘土飞扬的王传堂，全然没把这样的环境放在心上：“不就是点灰么，两口痰就全吐出来了。”

　　在金矿，工种是分等级的。“背脚”的负责把矿石背出矿道，“碴工”是用矿车清理炸碎的石头。最挣钱的是“钻工”，上世纪90年代初，打一天钻可以收入50元。他们负责在矿道截面上打洞，是接触粉尘最多的工种。

　　和村里的同龄人一样，在从医之前，郑忠友也在金矿打过3年工。在先后做了1年多的“背脚”和“碴工”后，他终于抱上了钻机。

　　可当他揣着打钻4个月挣来的几千块钱回家过年时，在从矿上下山的路上，被劫匪抢得身无分文。“又饿又冷，搭了一个星期的顺风车才到家”。

　　这次“真刀真枪”的经历让他再也不敢踏进矿山，转而重新拾起“做医生”的梦想，在家自学医术。

　　如今，在“接触过村里九成以上的尘肺病人”后，他时常感叹“还真得感谢那几个抢我的老乡”。

　　“如果在矿上再多待几个月，我可能早就死了。”坐在诊所里整洁的办公桌旁，这个戴着眼镜正在开处方的医生抬起头，挑起眉毛说。

　　郑忠友不是村里唯一“幸运”的人。在那个所有人“做梦都想上矿”的时候，村里有些“头脑不太灵光”的人宁愿在家“借钱生活”，也不愿出门打工。

　　那时每到过年，亲戚邻居一块吃饭时，这些“窝囊人”甚至都不会被请上台面。从矿上回来的王传堂也承认，自己“从来没正眼看过他们”。

　　“现在他们至少有个好身体，都去建筑队打工，家里早就盖上楼房了。”王传堂坐在自己的土坯房前，指着山下新盖的楼房说。如今，他后悔自己当初没能“懒一点”，“要饭都比去矿上强”。

　　“谁有我可怜?”王书国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没房子，来看我的志愿者也少。”

　　这个冬天的每个周末，王传堂都要“追着太阳生活”。上午，太阳漫过东面的山坡时，他拎着凳子走出阴冷的屋子，开始坐在门口享受阳光。到了下午，因为西面的山太高，王传堂开始跟着未被遮去的阳光，在一条弧形的轨迹上移动。不到下午4点，他已经被逼到院子的角落，那是最后一缕阳光照射的地方。他抬头看看快要消失的太阳，无奈地提起板凳走进屋里，蜷缩着身子坐到火盆旁。

　　3个月前，这个“追太阳的男人”曾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盘问前来采访尘肺病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验记者的证件。那时他靠在椅子上，扬起下巴，眼神里充满不屑，丝毫没有一个尘肺病人身上常见的虚弱。“证件看不清，不能采访。”他最后认定。

　　“干部要有个干部的样子。”提到阻拦记者采访的事，去年年初刚当上村委会文书的王传堂忽然严肃起来。

　　他把当上村委会干部当作“这辈子最后的荣耀”，只是他不知道这份荣耀还能持续多久。镇上每两个星期一次的例会让他吃不消，骑着摩托车来回行驶30公里的山路，“太容易感冒”。

　　镇政府的会议室在3楼，因为不想让人看到自己气喘吁吁的样子，他“每次不是第一个到，就是最后一个到”。

　　事实上，这个只有5个人的村委会，其中3个都是尘肺病人。工作中，他们跟普通的村干部没有太多区别。在石佛寺村民的议论里，他们总是跟低保、养老保险、村工程等话题联系在一起。而在那次3个月前的采访中，正是另外两个患有尘肺病的村干部把记者架到摩托车上，带离村子。

　　这些干部工作的村子，原本是个小镇。2014年年底原石佛寺镇被撤掉，由之前镇政府附近的两个自然村合并成现在的石佛寺村。

　　从山阳县城出发，公交车在回形针般的山路上行驶4个小时后，才能到达石佛寺村。在这条3年前才修通的公路上，全程只遇到了个位数的车辆。

　　村口竖着一块石牌，上面刻着：陕西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

　　这个曾经的乡镇，只有两排不到200米长的门面房：一侧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土房子，另一侧则是与公路一起修建的二层楼房。

　　清晨，整条街上，只有几个老人和中年男人在马路边围在火堆旁烤火，相互沉默。

　　撤镇之后，街上唯一一家旅馆生意急转直下。“大半年只有不超过10个客人，都是志愿者和来采访的记者。”老板娘张开手掌，比画着说。

　　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子里，医生郑忠友是最忙碌的人了。

　　“现在村里谁都没他有钱。”一个正在室外输液的病人，望着马路对面的诊所感叹道。

　　郑忠友的诊所坐落在一个现代化的小区里，与土房子的旧街道隔着一条河，几排6层高的住宅楼楼顶立着几个大字：“陕南移民搬迁工程”。那里路灯、广场、健身器材等设施一应俱全。郑忠友小区里的邻居，大部分是在建筑队打工的人和煤窑的矿工。

　　小区也是石佛寺村的尘肺病人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几年前他们打赢了跟金矿的官司，每人获得1万元到5万元不等的赔偿金，几个尘肺病人用这些钱在小区里买了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