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平方米的房子只要两万元，省点看病钱，给孩子留个房子。”王传堂也买了一套，但始终没钱装修。

　　对于那些没在小区买房的病人来说，有了房子的人，根本不够“困难”。

　　“谁有我可怜?”在自家的土房子前，王书国激动得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没房子，来看我的志愿者也少”。

　　在石佛寺村，几乎每个尘肺病人都会抱怨自己遭遇的不公：有人病情没有自己严重，却从志愿者那里多得到一桶油;有些人在山下买了房子，但还享受低保……

　　“虚伪。”王书国想了一会儿，说出了这个词。

　　和叔叔不同，王传堂说他不在意这些得失。“志愿者送的是爱心，咱不能强求。”他扬起手在空中绕了一圈，“你看我家前后左右的邻居，都有人给他们送了制氧机，就我没有”。

　　在尘肺病人的抱怨中，郭秀芹是被议论最多的人。她在去年10月被媒体报道后，村里几乎所有尘肺病人谈到她时，都会连忙摆手，小声嘀咕：“嫁了3个男人都是尘肺病，花死人钱呗。”

　　“她家装的可是防盗门。”提到郭秀芹，有人撇了撇嘴说。他指了指自家的房子，上面嵌着的还是20年前的木门。

　　有人猜测：“她带着记者到村里，自己肯定收了不少好处。”

　　这让郭秀芹心寒。她还记得，村里人原本不是这个样子。那时还没有人患上尘肺病，虽然贫穷，但每到冬天大家都会围着柴火堆聊天。谁家有个困难，借钱借粮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

　　更重要的是，那时她还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时间长了，就不管他们有没有病了。”一个健康的村民说

　　郭秀芹的第二任丈夫是2011年去世的，那是村里尘肺病患者死亡最多的一年，一共8人。也就在这一年，他们工作过的陈耳金矿“被掏空了”。因为很难再炼出黄金，矿山最终被承包给了私人。

　　矿工们还记得当时的情景。30年前，这个金矿的第一声爆破响起后，一批批年轻农民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涌进矿道。几年后他们走出矿道时，却都拖着虚弱的身体。石佛寺村的男人，也只不过是这些不断更替的年轻人中的一小部分。

　　王书国和他工友也曾作为数据，被写进卫计委《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里。报告称中国有70多万尘肺病人。

　　这些尘肺病患者中，有人是煤炭工人，他们挖出的煤炭装满一列列火车，再被运到电厂、钢厂，最终转化为不断上升的GDP。也有人是建筑工地的风钻工，他们钻出的桩孔，被灌注水泥后，成为一座座摩天大楼的支柱。

　　可这些与他们都没什么关系，他们只能在无法劳动后回到农村的家，用逐渐变硬的肺艰难呼吸。

　　王书国也一直守着自己的家，那里有3间土坯房子，一头见人就嗷嗷要食的猪，还有4只到处寻找馒头屑的瘦鸡。

　　2004年查出尘肺病时，这个家就是现在的样子。矿上打工存下的积蓄没有换回一块瓦片，只有堆满床头的药瓶子。

　　“好在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了”，王书国感叹着社会的变化，“这是最好的政策。”

　　可这个政策也无法支持他越来越难的呼吸了。据原卫生部的数据，自上世纪50年代建立职业病报告制度以来，中国已有累计超过14万人死于尘肺病。

　　也许病人太多，也或许见证过太多次死亡，在石佛寺村，尘肺病似乎已经不那么令人恐惧了。两个患尘肺病的村干部每天仍然要骑着摩托车巡视村子，一个刚过30岁的病人也会在酒桌上喝得酩酊大醉。

　　“时间长了，就不管他们有没有病了。”一个健康的村民说。

　　医生郑忠友也已经熟练掌握了尘肺病治疗的方法。“必须固心，他们很多都是死在肺心病上。”他一本正经地说，诊室里两个正在输液的尘肺病人，正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1988年，高中刚毕业的郑忠友和老乡一起去河南“偷矿”。有一次，他背着满袋子的矿石往山下狂奔时，看到了半山腰上正在轰鸣的大型机械。打听得知，这是刚投产不久的陈耳金矿，在恳求下，他最终留下做了“背脚”。

　　那时郑忠友还不知道，他是石佛寺村第一个发现陈耳金矿的人。

　　当时在家一天只能挣不到1块钱，而金矿的工钱每天有10元。郑忠友迅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村里人，他以为，自己的新发现，将会给全村人带来好运。



 
 

责任编辑：孙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