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河南一所私立学校在制式合同里，明确规定学年内育龄女教师最好在下学期怀孕，“如果在上学期怀孕导致下学期不能继续工作者或中途辞职者，需承担其他老师的代课费和招聘费共2000元”，并称合同签订为双方自愿。同样是女教师怀孕问题，山东的一些公办学校校长则差点被“逼疯”了。一所初中近一半女教师有生二孩的计划，给教学安排带来了极大困难。

　　如果将眼光放至全国，情况并无太大不同。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给女职工偏多的单位带来难题，其中就包括学校。校长们在被“逼疯”后做出一些侵害女职工生育权利的举动，也确实“愁死宝宝了”。生育权利和教学秩序本来并非对立的矛盾，但在当前的特殊时期，造成了短期的困局。但在两者都不可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教师应共同探寻有效的方式，缓解冲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放开全面二孩政策，不仅是对女性个体的尊重和权利的实现问题，也是落实国家政策的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部门和学校不仅不能为女教师生育二孩设置障碍，还应多做研究调整，为女教师的二孩计划提供适当的支持和便利。一些学校专门为女教师设置生育障碍的“自愿选择”，无疑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应当进行改正。

　　另一方面，由于近些年教师招考上的特殊性，许多学校的新教师中女性占了大半，而这部分女性教师又多处于生育年龄，正值国家政策调整，“扎堆”生育对教学的暂时影响自然难免。尽管如此，却不用太悲观。比如新闻中的山东某校，近半数女教师备孕，但有多少准备今年内生育，又有多少准备在近一两年内生育，这个信息并不清晰。一些学校因男女比例的原因，可能不会受到影响。而在细化调研的基础上，学校完全可以通过政策调整、临时措施、超前布局，把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承担起主要职责，不能把压力都丢给校长。一直以来，多数学校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教师工作量一直超出应有程度。那么，在女教师生育意愿被激发的当下，首先要做的是加大教师的招聘力度，在编制不足的情况下，探索其他形式的聘用方式，在数量上先有足够的积累。

　　同时，可考虑在学区内临时调整教师的配备，对个别因育龄教师比例较高、受影响较大的学校进行倾斜调整。教育部门也应及时研究和支持学校内部的师资调整。比如，学校要激发退居二线教师走上讲台的意愿，教育部门应有相应的支持政策，如课时费。笔者以为，这只是教师绩效工资的一种表现形式，但一些地方以“不乱发补贴津贴”为名取消了，其实是恢复了“大锅饭”，不利于激发教师一线教学的热情。一些五十岁左右的教师正是家庭负担轻、教学经验丰富的黄金年龄，却退出教学一线，造成了人才的浪费。

　　对于学校和女教师来说，保障生育权利与维护教学秩序并非完全对立，这里同样有可调整的空间。比如，学校可根据有生育意愿女教师的年龄、家庭、身体状况，结合学校的教学安排，与计生部门一起，制定一个生育建议方案。科学的计划不仅是对教学的科学安排，也是满足女教师生育意愿的有效解决方式。通过诚恳、科学、积极的主动服务，学校与女教师之间完全可以达成合情、合理、合法的共识，这其实也是新时期学校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突破口和重心所在。通过教育部门、学校和女教师三者间的共同努力，既不用“愁死宝宝”，也不用“逼疯”校长，女教师的生育权利和学校教学秩序之间的矛盾就能有所缓解。

　　(作者 廖德凯 系媒体评论员)


 

责任编辑：孙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