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考日益临近，厦门某中学出现高三学生集体将废旧试卷和书页抛洒，并大喊“高考加油”的现象，引发广泛关注。对此，厦门市教育局以“背离学校育人宗旨”为由，发文明令禁止，并要求“各普通高中要坚持正面引导，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教育学生正确的宣泄方式方法”。

　　一纸禁令解不了“撕书”现象

　　邱磊

　　撕书、吼楼等考前的非理性行为，既不是厦门独有，也算不上新生事物。很多人对此不解的是：无数的卷子、习题册，以及写满了三年酸甜苦辣的教科书，不仅承载着知识，更是一个人成长的独特见证和宝贵回忆，怎么说撕就撕了?同时，中国人自古就有“敬惜字纸”的传统，从二千多年前的汉朝延续至今，“文以载道”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以文化的观念看，撕书也很难被接受。

　　其实，撕书的直接诱因，是日益加剧的紧张、担心和焦躁等负面情绪，对学生心理承受能力的严重挑战。高考生撕书固然不对，但不化解其心结，简单地一“禁”了之，显然苍白无力，学校也必将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误区。

　　更重要的是，高考生的精神负担，与其说是通过撕书来缓解，不如说是对以教材和考卷为代表的应试教育体系发泄不满。这套体系在目标、设计、实施和评价上的瑕疵，在寒窗十二载的持续放大后，竟慢慢将孩子对书的感情，从“爱不释手”逼到了“弃如敝履”的对立面上。所以，这一现象的肇始，并不源于高考前的冲刺阶段，而是要从更加长远的时间跨度上去寻找，全面衡量我们的教育效能。

　　学校和教育部门必须意识到，过于浓烈的应试教育，势必导致学生对书的憎恨。而改良的方法，也孕育在其中。比如，就“治标”来说，学校一方面可出台心理减压措施，如鼓励唱歌、体育锻炼等活动，加强心理健康宣传和疏导;另一方面可设立书籍回流制度，提倡毕业生赠书给低年级学生，或通过举办“跳蚤市场”等方式售卖书籍。

　　从“治本”来说，教育行政部门可尝试改良教育考核和评价机制，走出异化的应试陷阱，完善现行的教科书编排体系等。学校则需重视学生的个体诉求，开展完整的生涯规划、阅读训练和心理健康教育等，帮助学生从学习中建立新型的知识观、教育观和发展观。

　　总之，破解一年一届的“撕书节”，绝不是靠一纸禁令就能解决的。这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更需要我们能追根溯源，以育人和尊重知识的高度，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充满希望的求索之路来。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教师)

　　发文“禁撕”是积极引导

　　高佳

　　厦门市教育局发文表态高考考生“撕书吼楼”，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舆论事件带来的影响，其实更多着眼点在于疏导全市学生的心理，营造良好的考前教育环境。面对学生“撕书”，厦门市教育局并没有简单地一“禁”了事，而更多的是从学生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引导所辖教育部门、学校及时正面引导，做好心理辅导，帮助考生调适压力。我们在为这种做法点赞的同时，也应当思考对书籍和教育秩序的态度。

　　书是人类知识的载体，书以载道，传承文明。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工具，能超越书籍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从这个角度讲，书是人类的朋友，撕书的行为是欠妥的，聚众撕书更不是行为艺术，而是对知识的亵渎。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圣地”，更应传播正能量、真善美。常识告诉我们，凡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必然有公共秩序。个人撕书属于个人行为，学生群体聚众撕书则属于社会行为，扰乱的是教育教学公共秩序。如果放任不管，“撕书吼楼”不仅仅影响的是对书本、知识的尊重，更是对学校、教育者和教育部门的挑衅。长此以往，教育的价值观、知识的神圣性何在?

　　对于这样的行为，学校及教育部门应明确说“不”。高三学生尽管即将毕业，但仍属于在校学生，学生的行为属于学校管理。对于学生集体撕书前出现的种种现象，学校应有所警觉，将问题化解于萌芽状态。对于学生心理上出现的波动，班主任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应及时采取措施，通过主题班会、谈心谈话等方式，予以疏导消弭。

　　身处新媒体时代，引导舆情及时发声、敢于发声、善于发声，是教育部门必修的基本功。厦门市教育局在高考前不到一周的关键时间节点，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明确地表达了教育部门的态度，智慧处理了此事。从网络围观到公开回应，舆情72小时内，厦门市的这一做法既呼应了舆论的“喊话”，引导了学校教育方向，又巧妙地解决了可能出现的问题，为此类事件开了一剂良方。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