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涿鹿县德育工作研讨会,郝金伦与学生互动。图/涿鹿教育信息网
■ 对话人物
郝金伦
河北省涿鹿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局长,任内实施了“三疑三探”等多项教学改革,因为家长们担心孩子成绩受影响,争议与质疑始终伴随着改革过程:两年里遭遇两次大的反对浪潮,以及一次群体性事件。
所谓“三疑三探”,是指将课堂教学分解为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运用拓展的教学方法。
7月5日,200多名家长走上街头,要求罢免郝金伦。当天,涿鹿县委、县政府叫停了“三疑三探”改革。7月11日,郝金伦宣布辞职。
近日,郝金伦辞职时的演讲被人公布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满堂灌、题海战术以及对孩子们野蛮地张榜公布成绩等,在我郝金伦看来都是误人子弟……我不去领导这项工作。”
演讲中,谈及改革时,郝金伦称自己“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知己甚少”。
有人说,他的辞职是“负气之举”;有人说,他在教室安装摄像头是为了监视教师;还有人说,他强推改革侵害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8月1日,新京报刊发《涿鹿教科局长辞职背后的教改风波》,8月2日,郝金伦接受新京报采访,对质疑进行回应。
谈辞职
“我感到非常孤独”
新京报:为什么要辞职?
郝金伦:面对这么大的阻力,没有人支持,已经不具备教改土壤了,我不想干了。
涿鹿的教改应该是上级、教育系统、家长戮力同心去做的一件事。涿鹿的教育,不是我和几个校长的教育。如果只是教育系统一拨人在呐喊,毫无价值。
新京报:有人评价,你的辞职之举体现了政治上的不成熟。
郝金伦:他们说的“成熟”,无非就是圆滑、世故。县级基层政治生态是非常可笑的,做事情的人都被视为幼稚,非常孤独。
而那些八面玲珑、什么都不做的“老好人”们,人缘非常好,被视为成熟。在我看来,他们不是成熟,是政客。
新京报:你曾说过,这两年在涿鹿,骂你成为一种时尚。还有上百家长走上街头反对教改。
郝金伦:这两年,有部分家长一直在骂我,我并没有太在意,我一直想用事实说话:通过教改,让家长看到孩子性格的改变,成绩的提高。
我至今觉得涿鹿这两年的教改没有问题,逐渐向好。是阴谋阻断了这场改革,有些人觉得影响稳定,所以叫停了教改。
新京报:阴谋?
郝金伦:我树敌太多了。曾经有些领导给我写条子,让我做违反原则的事,我把条子全部退回去了。还有,那天上访的人,有些人的孩子所在的学校并没有搞“三疑三探”教改,还有人没有孩子。
谈教改质疑
“监控老师?这是对教改巨大侮辱”
新京报:涿鹿原来有自己的教改模式,你上任后废弃了。
郝金伦:涿鹿中学以前有一个“三环五步”、后来叫“绿色课堂”的教改模式,因为推的力度不够,方法不科学,没有什么老师用,已经名存实亡。
我刚当局长时,去听课,他们就让老师和学生表演了一番。这个模式已经成为形式主义了,我觉得有改革的必要。
新京报:反对改革的家长们认为,成绩好的孩子在“三疑三探”模式下会越来越自信,普通孩子则越来越沉默。这是牺牲普通孩子去成就少部分尖子生。
郝金伦:这是一个错误解读。“三疑三探”有一个原则:学困生先讲,中等生补充,优等生评价。学困生不讲以前,是不允许中等生和优等生发言的。“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只是部分家长的主观臆测而已。
新京报:你们想过办法消除家长的误解吗?
郝金伦:我主要的方式是邀请家长进课堂;此外,去年夏天,我把1000多名反对的家长集中起来,进行讲解。
当时有人建议我找七八百个支持我的家长,我认为这是找“托儿”,没同意。我很自信,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不需要虚张声势。
我还办了一个全省教育系统最大的微信平台“涿鹿家庭教育”,向家长推送科学育人的理念。
新京报:你在教室安装了摄像头,有人说你是为了监视教师。
郝金伦:我搞教改以后,需要教研员经常进学校听课、观摩。涿鹿县地形狭长,最南端的学校距离县城100多公里。他们去一趟来回要花四五个小时,安全隐患也很大。
所以,我们用摄像头把学校连起来,教研员坐在教科局,可以通过大屏幕观摩全县任何一个课堂。
教育界有个概念叫“推门课”,就是老师上课时,其他教师、校长、教研人员可以随便推门进去。这和通过摄像头听课是一个道理。
一个教室有四五十个孩子,这不是私人空间。我把摄像头安在厕所、卧室、你家客厅里,这才算是侵犯权利。
如果说安装摄像头是为了监控老师,这是对教改的巨大侮辱。
新京报:有学者说,应该把办学的权利交给学校,不应该用行政过多干预具体教学。
郝金伦:我觉得,这个学者是空头理论家,他不知道基层这一级教育该怎么抓。去行政化应该是大学教育。
抓教学是县教科局的主要职能。一个局长推改革都如此之难,让几个老师和教研员去推,怎么可能?
再一个,涿鹿这两年的教育是专业引领,涿鹿高中、初中、小学教研员都是非常专业的老师,我只起到了后勤部长的作用。
谈教改被叫停
“反对我的人站在窗下,我百感交集”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教改被叫停?
郝金伦: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说过,教改是学生喜欢、教师困难、家长担心。这种情况下,各地只要是搞课改,都会有波动,比如江苏徐州也有过教改风波。
但是在其他地方,并不会因为有波动就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因教改闹事不新鲜,但闹事后一下就停掉是不符合常规的。
新京报:反对你的人站在政府门口,你在窗口看到了这一幕,心里是什么滋味?
郝金伦:百感交集。社会上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有人落水,救人者溺死了,被救上岸的人穿上衣服回家了。
不能指望受益的人为你两肋插刀。许多中国人有看客心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哪怕是自己受益,也保持沉默。
新京报:推动这场备受争议、最后被叫停的改革,后悔吗?
郝金伦:无怨无悔。推广“三疑三探”后,我把女儿从正定中学转到涿鹿读书。正定中学是河北著名中学,我让她转学,只有一个原因,我认为“三疑三探”会成就她,对她未来发展有利。
新京报:在这场改革中,你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郝金伦:教学方式没有对错,只有效率高低的不同。我最多是个改进者,所有事物都需要改进。
新京报:未来有什么打算?
郝金伦:还没有想好。
新京报记者 韩雪枫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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