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半大的孩子会在茶楼 “看到赢钱了就跑过去说好话要钱”，他们有时也会去饭馆点菜，但总是赊账，等几天后有人“搞到钱了”，再填上窟窿。终于有一天，轮流出钱的小团队终于要求小武也参与付账。
他把手伸进了奶奶的柜子，李云树从几年前开始，每天清晨起床，拖着一板车的蔬菜从县城走到郊区的客运中心，换来30块钱的收入。5元、10元的票子越攒越多，柜子里慢慢有了几千块钱。
老人都想好了，这些钱一要留着人情往来，二就是给老大李东的儿子小武和老二家的闺女买吃的，最后，要给小武换部好点儿的手机，“一定要能耍游戏，这样娃娃就不得往网吧跑了”。
30元、50元，小武开始偷钱。他不敢拿大的，零零碎碎的票子却让同伴不高兴，他们领着他去“搞钱”。一天下午，他们跑到一栋小楼外，爬墙翻窗而入。小武站得远远的，他很怕。5分钟不到人都出来了，“几千块钱呢”，有同伴喜滋滋地向着小武说。
几天后，他加入了翻窗的队伍，“没什么犹豫的”。
小武很快就被当地公安部门抓获。在公安局，这个沉默瘦小的少年一言不发，他拒绝向警察透露任何同伴的信息，“因为不可以背叛”。他说，后来自己被铐上手铐，大白天的，在不大的金川县城走来走去，身后跟着几个警察，公安部门让他挨个指认偷窃的地点。
路上，小武哭了。
这个1米6高的少年把头埋得很低，却依然感觉得到所有人指指点点的神情和声音，他恨手上那双手铐，恨给他铐上手铐又让他“游街”的那些大人，甚至讨厌所有指指点点的人。李云树接到亲戚的电话，对方问她，“你孙孙咋个了，啷个被铐起手铐在大街上游街示众哦？”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就小武被游街一事向金川县公安局求证，一名工作人员承认游街的事实，因为“必须指认犯罪现场”。但关于是否戴上手铐，他表示自己当天不在场并不清楚。
但这种被指指点点的感觉，小武再熟悉不过了。他将汽油泼向女教师以后，舆论如狂风暴雨般在这个环山小城盘踞，最终狠狠砸向这家人。小武的亲戚去看他，顺便告诉他，“网上有很多人说你应该被枪毙”。县城一所高中的学生斩钉截铁地说，小武应该受到“严惩”，“不惩罚他就是一种放纵！”
同在县城居住的老二一家受不了了。儿媳妇向李云树摊牌，一家人要去成都打工，她要么跟着一起走，要么留下，“你管大孙子就不要管我的娃娃了”。在隔壁县城当公务员的老三也不断催老人离开。
退学手续没办、甚至连课本书包也没来得及收拾，小武的学校就和这个少年“划清了界限”，学校一位老师在回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提问时称，“他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是马尔康工读学校的学生。”
只有年迈的老人始终割舍不下老大和孙子，这个丧偶的老太太一个人拉扯大了3个孩子，又拉扯着几个孙子长大，她心里清楚，如果自己也走了，这对父子很可能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孙子出事后，儿子一口气瘦脱了相，工作不做了，饭也不做，每天就把儿子锁在房里，她在一旁看着，却只能急得跺脚。
可她已经越来越衰老了。佝偻的背再也做不了繁重的农活儿，她只能把玉米蒸得久一点，稀饭熬得稠一些，让父子俩吃多点，仅此而已。
这个老人想不通的事情有很多，比如“为什么经济条件这么好了，孙孙不愁吃穿还要去偷东西”，比如二儿媳，以前发了年终奖马上就要给小武买套新衣裳，对他“好得不得了”，这次出了事却头也不回，那么坚决地离开了。
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一年前那场“游街”事件后，孙子小武离开的心，同样决绝。和朋友三言两语“讨论了下”，小武干脆利落地跳上了开往成都的大巴车，临走，还从奶奶的抽屉里抽走了四五千元。他决定跟朋友一起去打工，逃离这个让他窒息的小城，再也不回来。
那是2015年，小武12岁。
在成都的日子，这群少年找不到工作，整日游荡，去了欢乐谷玩儿、又日复一日地去网吧、饭馆，钱很快挥霍一空，年纪大点的少年决定去江浙找找机会，小武则和一个“好朋友”一道，继续游荡。
走到成都一个郊县时，“好朋友”突然告诉他，自己要去投靠自己的朋友了，“他不认识你，我没法带你一起了”。
小武愣了。
然后，他就这么看着“好朋友”一点点走远，自己一句话也没讲，一个人呆坐在县城人民医院的角落。一整个下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最后，又冷又饿的他拨通了奶奶的手机。
从成都回到小县城后，李云树和李东一起去学校求老师让孩子继续上学，老师也答应他们，“娃娃不读书还能做啥”。可回到学校，小武还是忍不住逃课。在学校，唯一能留住他的是乒乓球，如果遇上别人想来和他商量球台“归属”，这个少年会冷冷地，抽出拳头说不。
他又回到了“朋友”身边。只不过，他再也不和那个曾在半路抛弃自己的男孩说话了。圈子的生活依旧单调，6月的一个傍晚，3个孩子在饭馆吃完了大餐，一看账单100多元，两个“朋友”迅速作出了决定，小武付账，他们先去打游戏了。
奶奶放钱的位置换了，小武再也找不到能一下子拿出100元的地方，他漫无目的地在县城晃着，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发现一辆三轮车漏油，赶紧捡了塑料瓶，装了小半瓶。这东西可珍贵，晚上不回家时，几个孩子都住在水坝附近。地处川西的金川县夜里很冷，他们总是点燃汽油，把玉米秆扔进火堆，伴着暖火席地而睡。
那一夜，被扔下的他拿着装好的汽油，原本打算去找同伴，睡一觉，第二天再想想怎么付钱。可路上正好碰见了独自出门的女教师。女教师手里拿着苹果手机，这东西他只在通讯营业厅里见过，知道“值不少钱”。
几乎没有思考，他就冲上去，泼出汽油。钱，钱，钱，只有拿到钱，饭钱才有着落，才能留住眼下几个朋友，在他看来最珍贵的朋友。
大火很快燃起，杨冬玲痛得尖叫打滚。 “那天晚上看到火燃起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小武的声音很低。
他吓得落荒而逃。
出事后，曾经一起睡过水坝、在“战场”并肩杀敌的朋友，一个也没出现。他又说自己“现在没有朋友”。
最近两个月，他一直很想跟无辜的女教师道歉，却鼓不起勇气，最终只把道歉信带到了病床前。这家人总不断劝来访的记者，“让更多人帮帮杨老师，不要写我们了”。在电话里，杨冬玲的母亲声音嘶哑悲伤，她不愿提及有关小武的一切，只说“谢谢大家对杨老师的关心”。
但是之前，有媒体探访杨冬玲时，这位年轻的女教师请记者逐字逐句念了道歉信，随后说，“娃娃在哪儿，我要看看他。”她告诉记者，“我想听他(小武)念”。
李东觉得对不起杨冬玲一家，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该让他(小武)自食恶果，我真的想死了算了，再也不要管他了”。可话音刚落，他又会用很微弱的声音补一句，“但我要是走了，娃娃该哪么办嘛……”
只把儿子锁了一段时间，这个父亲终究心软，又解开了铁链。
他其实一直都知道，小武第一次逃学是在小学三年级。那会儿，儿子背着书包，跑到县城半山腰的一座寺庙，对着菩萨的像，重重地磕了好几个响头，一连几天小武都去磕头，每次跪着默念，“菩萨菩萨，求求你，不要让我爸爸妈妈离婚。”
庙里空空的，没人回他。守庙的老太婆不忍心，把这事儿告诉了李云树。老母亲回家和李东说起孙孙，两个人坐着，静静地流泪。
眼下，小武在日复一日的沉默和叹息中，尝试着理解父亲。家人不在时，他偷偷告诉记者，自己不再怨恨父亲，“我晓得他是为我好”。
李东也偷偷作了决定，尽管儿子让他觉得“特别失败”“没脸做人”，但以后，自己还是会去看看儿子在工读学校过得好不好，就看一眼，偷偷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