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弟学校困境：一边入学难 一边生源荒
日期：2016-10-19 08:06:53 来源：中国青年报 浏览量：
失学与留守之间
政策收紧后，没能入学的孩子去哪儿了？老鲍认为，学校减少的500名学生中，不少最后成了留守儿童，因为“父母为了生计只能留在大城市打工”。每每读到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他都会感到“有些心痛”。
他认为，政策无形中制造了更多的留守儿童。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刘玉照曾跑到上海最大的外来人口流出地安徽调研，发现有孩子从上海回流，但很少有父母一同回来。他们大多寄宿在半军事化管理的民办学校，周末不回家，有的甚至半年才回家一次。
他还去了上海周边的浙江嘉善和江苏太仓，也找到一些因未能在上海入学而转去的孩子。上海民办康桥工友小学校长高有成惊讶地发现，他的学校今年只招到9名学生，老乡在苏州开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却人满为患。
“我去参观时，他办公桌上搁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全是托关系想把孩子塞进学校的纸条。”这位校长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一个班上塞了100多号人。”高有成的学校如今只有300人，老乡的学校和他的面积一般大，却装了2000多名学生。
不过，仍有许多像老吴一样的家长，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他们既不愿意让孩子失学，又不愿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今年3月，一位云南籍外来务工人员，因为孩子不符合入学条件，老家又无亲戚，每天将女儿强行送到上海闵行区某校门口后离开。在多次协调无果后，校长决定冒着“违规招生”的风险，收下这个孩子，学校承担了她的学费。
老吴则最终选择让女儿成了一名没有学籍“潜伏”在上海的“黑生”。在上海出生成长，6岁的女儿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活泼。梦想“当舞蹈家”的她，常常叉着腰挥舞着小手臂，给老吴表演幼儿园学的舞蹈《小苹果》。
两年前，因为有两个孩子需要上学，老吴姐姐一家人都回了安徽。但老吴总想着“再拼一把”，他清晨6点出门跑车，半夜回家，心中时刻横着一个账本——每天需要挣400多元才能负担起买车的贷款和女儿的学费。
“违规招生是出于无奈。”一位校长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有许多家长给他算账，陪孩子回老家的话，收成好一年也只能挣个几千元，让孩子留在上海，虽然要自己承担学费，但省了回去探望的成本，孩子也不会成为留守儿童，或者造成夫妻分居。
“我是一个校长，教书育人天经地义。农民工子弟学校就是专门教育农民工子女的，这个学生不让收，那个学生不让收，我干得还有什么劲呢？”他说。
在调研了十几所幼儿园后，刘玉照得知，能够顺利升入小学的外地孩子不到一半。
他还发现，许多原本可以升入职业学校的学生也被卡住了。自2008年起，上海市每年统计不计划回老家读高中的外地初三应届生数量，并制定相配套的职高招生指标。然而，近两年来，约一半的指标都被浪费了，主要因为家长不符合持有居住证等条件，导致孩子无法入学。
“一方面上海本来就缺技工，一方面很多孩子在上海长大，不愿回老家，初中毕业刚好15岁，既不能升学，也没达到招工的合法年龄。”刘玉照认为，这部分因为政策被卡在中间的孩子，只能赋闲，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伟大的城市不要害怕有穷人
“有供给的地方没需求，有需求的地方没供给。”在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的眼中，这是中国当下不少问题的症结。他认为，供需出现矛盾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增加供给，而非限制需求，尤其是根据身份限制需求。“如果教育资源短缺，就让民间力量开办学校。何况现在不是教育资源短缺，而是民办学校招不到学生”。
老吴也渴望“政策能松动一点”。哪怕仍然办不了居住证，但如果政策能允许女儿在民办学校自费借读，他也“心满意足”了。“至少孩子上学不用偷偷摸摸了”。
不过，对于老吴和许多其他家长来说，学费仍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多年来，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提议，尝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制度。给所有适龄儿童配发义务教育卡，卡里充值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义务教育拨付的所有费用，无论其父母到哪个城市打工，凭卡便可实现转移支付并在当地入学。
刘玉照认为，上海以居住证作为门槛，并非完全没有好处，至少它给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阶梯性的福利，之前则没有阶梯性。
“实际上它为农民工长期居留在城市，打开了一个通道，但同时也给另外一部分人关闭了通道。只不过目前这个门槛比较高，能达到要求的人比较少，而受到影响的人比较多。”他解释。
但他也强调一点：“人口流动基于地区差异，短期内这个差异不可能弥补。”
“如何在保障流动儿童受教育权和城市发展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成了当下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位受访者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呼吁。
横向比较世界上其他大都市后，陆铭发现，如果技术先进、管理到位，人口密度高并不一定导致“大城市病”。比如，东京都市圈有约3600万人，集中了日本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全日本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其人口依然在持续增长。同时，东京地铁、轻轨、铁路等方式辐射各地，街区生活便利，小马路如毛细血管般密集，商铺分布两边，促成了规模经济的形成。
陆铭清楚地记得，在一次国际会议中，一位加拿大学者好奇地问：“中国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中国人为何已觉得大城市的人太多？”在美国、加拿大等早已完成城市化的国家，人口仍在向大城市集中。
“北上广深，我们当然需要吸引所谓的精英人群，但是精英不是活在真空里的，他们也需要辅助岗位，也需要清洁工，需要保安，需要保姆。”陆铭相信，如果大城市只要精英，不要低端劳动力，不符合经济规律。
“很多低收入者恰恰构成了一个城市的活力。”在他的理想中，“一个伟大的城市不要害怕有穷人”。他举例说，麦当娜刚到纽约的时候，也很穷，住在地下室。北京上海可不可能只要麦当娜，不要年轻的麦当娜？
在新书《大国大城》后记中，陆铭给未来写了一封信。他先写道，“回想这些年来，我们这些读书人写了不少文章来呼吁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效果有一些，但仍然困难重重……”
不过，在信的结尾，他表示了信心，“我相信，中国也一定能实现公正而有效率的发展。有无数的人在为之努力”。（郭路瑶）
责任编辑：费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