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林家的灶台上，燃起恭城第一簇蓝色火焰。

　　“真的能燃，真的能用！”黄家沼气成功的消息，风一样传开。

　　“那些天，家里天天有人来，看灯、看灶、看池子。每来一拨，我都亲手点给他们看。”黄光林说。

　　省柴、省力、省钱，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让乡亲们心动起来。党委、政府因势利导、全力推广。

　　忽如一夜春风来。一簇簇蓝火，陆续在恭城大小村寨点燃。

　　续招与变招

　　跑出来的接力赛

　　沼气带来的“福气”，远不止做饭、照明。

　　一些心眼活泛的乡亲发现：用沼液、沼渣肥果树，结的果子又大又甜又多。有了沼气，不用砍柴，解放了的劳动力在房前屋后搞种植，增加收入。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县里总结提出了“一池带四小”的庭院经济发展思路：一个沼气池，带一个小猪圈、一个小果园、一个小菜园、一个小鱼塘。

　　猪粪、牛粪入池产气，沼气入室做饭、照明，沼渣、沼液进园施肥——一条生态链，在大小庭院间形成。

　　用黄光林的话说，沼气是“三个屁股一个坑”，要靠人、猪、牛保障原料。原料要足，必须搞养殖；沼渣、沼液要有“出口”，就要搞种植。建池、养猪、种果，渐成风气。

　　曾华介绍，1989年至1994年，恭城沼气池以每年增加2000多座的速度发展。县里乘势提出“养殖 沼气 种植”三位一体模式，让生态农业冲破庭院经济栅栏，步入规模化、基地化轨道。

　　一个意外，让恭城的“三位一体”模式扬了名。

　　199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赴桂林调研农村经济发展，恭城并不在考察之列。谁知，调研组返回南宁时，车子在恭城境内熄了火。时任县委书记张明沛听闻，马上安排人员把车拖回县城修理。修车期间，调研组顺道参观了“计划外”的恭城。以沼气为纽带、两头抓种养的做法，让调研组“越看越有味道”。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罗知颂多年来一直关注、研究恭城。“恭城的成功，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么多届班子下来，坚持换人换届不换路，新领导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接着前任‘添柴加火’。就像接力赛一样，既接好棒，又跑出彩。不变玩法做加法，每届有每届的亮点。”

　　比如，粟增林1998年至2001年任恭城县委书记期间，不断扩大沼气建设和水果种植规模，形成了柑橙、月柿、沙田柚、红花桃四大名特优水果生产基地，水果总产、人均有果面积、人均水果收入位列广西第一。

　　又如，蒋洪2001年2月至2006年8月任内提出了“跳出农业抓农业，以工业的理念抓农业”等发展思路，建成了广西最大的无公害水果生产基地，使“三位一体”生态农业产业链向农产品加工和生态旅游延伸。

　　纵观国内农村沼气发展，几起几落。不少地方，热一阵又冷下去。在恭城，沼气却热度不减。

　　秘诀，也在续与变之间。

　　30多年来，造型从“方、大、深”到“圆、小、浅”，排渣从手动到自动，用气从只能即产即用到可以贮存使用，恭城的沼气池已升级迭代到“5.0”版。

　　近年来，恭城农户散养的猪越来越少。一些沼气池，开始“吃不饱”，使用率日渐降低。

　　经过摸索，公司化运营模式开始推开：政府引入沼气服务公司，公司与大型养殖场合作，把农户沼气池进料、出料、维护“全托管”了，农户只管刷卡用气就行。

　　“恭城沼气不是为建而建，而是真正做到极致，连起了农户的生产、生活。真正让百姓从中获益，沼气建设才有生命力。”陈义军说。

　　曾华介绍，恭城全县人口30万，已累计建设沼气池6.78万座，入户率高达89.6%，稳居全国前列。

　　黄光林发现，后山的鸟开始啁啾，山泉又喷涌起来。“原来光秃秃的山头，现在林子密得狗都快钻不进了。”

　　县长黄枝君说出一组“绿色大数据”：全县森林覆盖率从1987年的47%上升到现在的81.14%；现有生态公益林100万多亩，省级自然保护区2个，面积4.47万公顷，占全县林地总面积的20%。

　　很多村寨，把保护生态写进村规民约。在莲花镇红岩村，擅自上山砍树的家庭，全村人不得参加他们的红白喜事。

　　一件小事，至今仍让曾华感叹。

　　2012年11月的一天，曾华一早下乡到黄岭村，看到好多青壮年都灰头土脸，像刚烧完炭回来。一问，才知道是附近山岭前天发生山火，村里壮劳力全往山上跑。用土扑、用枝打，四五十号人忙活了一夜，硬是把火拦在了村子后山外。

　　“我和他们开玩笑：山烧了，还能再长；人没了，可就长不了。”曾华说，村民一句话，差点让他掉眼泪——

　　“这山，我们养了30多年才重新绿起来，可不能这样就没咯！”

　　压力与定力

　　守出来的绿典型

　　30多年来，恭城生态之路，并非一马平川。

　　上世纪80年代末，“无工不富”理念盛行，一些地方兴起上小水泥、小冶炼等工业热潮。恭城铝锌矿产资源丰富，“跟风”而上似乎也顺理成章。

　　县领导班子却保持清醒：工业“短平快”，容易出政绩。但恭城九成人口在农村，靠“冒烟”的小工业，解决不了发展的大问题。县委、县政府顶住各方压力，埋头带领群众发展沼气、种果树。

　　时任县委书记蓝世琦认为：“绝不能为了出政绩，就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果树三五年才挂果，虽说当届党委、政府拿不到一分钱财税，也沾不到几年后果农致富的‘政绩’，但我们觉得这样才对头，才对得起恭城群众。”

　　果苗要花钱买，4年成长期要投入，钱从哪来？口粮没了怎么过活？果没人要怎么办？改变祖辈传统，不种水稻种水果，这个弯，不好转。

　　1990年，时任恭城代县长的伍先华被告了一状：用稻田种水果，违反政策，要拔掉！当时，上级“拔果苗令”都已写好。“抗令”，还是拔苗？伍先华进村入户走访发现，传统农业效益低，市场上粮食供应过剩，已无法让农民致富，只有种水果能让农民和财政增收。县领导班子决定：不唯上只唯实，据理力争。“拔果苗令”，终被撤回。

　　生态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

　　有两件事，曾让恭城干部群众发此疑问。

　　一件事刺眼：至1990年，恭城地区生产总值比10年前仅翻了0.69番，在桂林的17个县区多年倒数第一。

　　另一件事棘手：在张明沛出任县委书记的1993年，漫山遍野的水果，到了年底还有六七成挂在树上。果卖不掉，果农心急如焚，认为“果种多了，没搞头”，要砍树。

　　“有人说我们，抓生态是搞形式主义，难见成效。领导开会也一次次地批评，你们恭城要大抓工业呀！那个压力，可想而知。”张明沛说。

　　到广东、海南水果市场调研后，张明沛等领导班子成员心里有了数：“果卖不出，不是果多了，而是果品差了。”县里拍胸脯鼓励农民，大养生猪、大办沼气、大种水果，恭城生态农业迅速实现基地化、规模化。

　　2003年，县里动议禁伐阔叶林，但直到2006年才得以实施。为啥？农民的思想不通；对农户、林业部门的损失要进行补偿，县里财力不足；帮助林农户转产，发展水果、竹子等种植业，需要时间。

　　“如果强行实施，会引起农民的反感。‘禁’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靠生态增收，并且能够可持续发展。”时任县委书记蒋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