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昆明，云大附中举行“小升初”测评考试。在考场外，“小升初”补习学校的老师也来为学生助威，毕竟“小升初”考试成绩直接影响着补习班下一届的开班招生。视觉中国供图（资料图片）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男是一名小学生的母亲。孩子上学后不久，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目前国家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免学杂费政策，按理说，相比高中和大学，小学和初中上学不用交费，家庭教育支出应该是最少的，可是随着孩子年级的增加，她自己和周围的很多家长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反而越来越多。

　　如果说，为使子女在基础教育阶段获取相对优势地位，家庭具有强烈的校外教育投资动机，那么，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的出台，我国不断加大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投入，2014年全国普通小学和初中的教育事业费支出、公用经费支出增幅均高于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的相应增幅。

　　这位劳动经济学者又开始算另外一笔账——为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这是不是意味着家庭的教育支出可以减少了？

　　带着疑问，贾男和她的博士研究生刘国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下，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研究。仔细分析了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调查（2013～2014学年）数据库提供的4万多份问卷——它们以初一和初三年级为调查起点，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28个县(区)112所学校438个班级的样本，最终有效样本为19487名学生、19007名家长、1412名老师和112名学校负责人，贾男和刘国顺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生均公用经费最多或最少的地区，家庭校外学习班参加率和支出更多。而在生均公用经费向平均水平趋近的地区，家庭的校外学习班和补习班的参加率和教育支出都是下降的。

　　校外教育补习服务已成生活必需品

　　贾男和刘国顺的研究把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分成两类：一类是购买课外书籍、学习资料、学习用品等；另一类是参加校外兴趣班和补习班（以下统称为“校外学习班”）。其中，校外兴趣班主要是指艺体类的培训，常见的有乐器、舞蹈、声乐、美术、球类、棋类等，校外补习班主要是指与校内主科学习一致的学习班，包括阅读、作文、奥数、普通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在这两类教育支出中，校外学习班更为正式，也是校内教育的‘影子教育’。”贾男说。

　　“影子教育”成了家庭教育的最大支出，它的“面积”显然也在不断扩大。北京大学一位学者通过对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发现：2012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校外教育参与率总体为24.6％，其中，城镇为55.5％，部分较发达省份达到73.8％。

　　贾男和刘国顺的研究则显示，这一比例在逐渐增高。在他们调研的2013～2014学年，29.74％的初中生参加了校外学习班。其中，13.11％的初中生参加校外补习班（主要是数学、语文、英语），3.35％初中生只参加了兴趣班，还有10.01％的初中生同时参加了校外补习班和校外兴趣班。

　　在他们的调查中，校外教育支出的平均值为1226.11元，其中支出最少的为每年零元，支出最多的达到每年9万元。“校外教育补习服务已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生活必需品。”贾男说。

　　“事实上，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补习现象已非常普遍，甚至形成了支出竞争。”贾男说，这使得家庭在是否参加校外学习班和补习班的决策上犹如陷入“囚徒困境”——学与不学都是进退两难：学了之后也不知道是否对孩子有好处；不学则是对孩子不负责，毕竟，其他孩子都在学。

　　富裕或贫穷家庭的校外学习支出费用相对更多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学校维持师资力量和保证学校正常运转的支出也更高。他们的研究发现，2006年实施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使地方教育经费被固化于既定结构中，弱化了地方对教育经费使用的自主决策权。这使得学校经费与学校管理的关系脱离于地方当期的经济水平，经费的充足与否并不会因地方经济水平而有明显差异。同时，在社会经济、财政和教育财政相同的情况下，学生规模越多，地方政府的生均公共教育投入水平越低；而在义务教育完全普及的情况下，地区的学生规模和经济水平并不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