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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印功:《野女镇》背后的故事

日期:2017-03-15 12:27:18        来源:新西部教育网    浏览量:

  人执着什么,就会被什么所累。李印功用“苦熬”来形容创作的时光。

  和《胭脂岭》一样,《野女镇》仍然是日常叙事,不同的是,李印功把人物活动的地域前移,在平吉县的城乡结合部搭建了一个社会大舞台,打造了一个具有历史传奇色彩的野女镇。当官的,为民的,种地的,养猪的,耍猴的,流窜的,行骗的,笑的,哭的,各色人等,纷纷登场。他唏嘘,一辈子支配不了自己的命运,却能自如地支配书中人物的命运。

李印功:《野女镇》背后的故事

  文/杜林杰

  2016年12月,《新西部》杂志刊登《李印功和他的<胭脂岭>》一文,讲述了富平籍作家李印功的人生故事。

  《胭脂岭》虽然获得读者好评,但李印功来说,一切尚未结束。

  李印功告诉记者,2015年春,出版社认可了《胭脂岭》的水准,答应出版,他自己却反倒纠结起来。“我一方面为伏案三年的成果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则觉得《胭脂岭》存在很多缺憾,不足以反映自己对文学的追求和对生活的感悟。”他甚至想:不如让它胎死腹中,重新写一部自己满意的长篇小说。

  最终,李印功听取了几个老师和文友的意见,决定再次修改后出版《胭脂岭》。但是,重写一个长篇的冲动已无法抑制。于是,在《胭脂岭》修改期间,李印功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野女镇》便动笔了。

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为李印功第二部长篇小说《野女镇》题写的书名。

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为李印功第二部长篇小说《野女镇》题写的书名。

  改 名

  和《胭脂岭》一样,《野女镇》仍然是日常叙事,不同的是,李印功把人物活动的地域前移,在平吉县的城乡结合部搭建了一个社会大舞台,打造了一个具有历史传奇色彩的野女镇。当官的,为民的,种地的,养猪的,耍猴的,流窜的,行骗的,笑的,哭的,各色人等,纷纷登场。

  在小说中,李印功让一身正气、勇于创新的公安局局长临风而立,威严与柔情兼备;让滥权贪色敛财的畜牧局局长恶有恶报,走向毁灭;让几个青年人陷入绝望,又让他们涅槃重生;让农民毫无顾忌地裸露他们的求生欲望和挣扎状态;让寡妇和光棍在大庭广众之下对骂;让人耍猴变成了猴耍人……

  其实,《野女镇》原本不叫这个名字。

  李印功笔下红尘滚滚,不乏意乱情迷之流,他用扣人心弦的故事、鲜活生动的语言,把触角伸向人的内心世界,看如何情不由己,把美好的人生毁在石榴裙下;也看如何出污泥而不染,挺起做人的脊梁……于是,他将书名拟为《祸起萧墙》,想要揭示人性善恶。用他的话说,“所谓祸,终究是因人控制不好内心欲望而起。”

  但琢磨一番之后,李印功又觉得这个名字太隐晦了,和内容之间有隔膜,于是改为《黄土红尘》,一看就是黄土地上的人间烟火。但转眼一想,这个名字虽然直接,却落入俗套,听起来又像爱情小说。

  “那就叫《骑猪回家》吧。”李印功又想出一个书名。他请曾和自己在《富平报》共事多年的文友郭建军提意见。郭建军说,这个书名荒诞有悬念,也切合书中情节,但显得单薄,倒像电视短剧《百家碎戏》的名字。

  当代作家、富平县文化馆原馆长李问圃直接说,《骑猪回家》配不上这部作品,他建议李印功请著名富平籍军旅作家党益民起个书名。当时,党益民刚参加完全国文代会回到单位,利用休息时间和节假日看完了书稿。反复斟酌后,建议取名《野女镇》,并欣然题写书名。

  李印功很喜欢这个名字,既有历史感,又有地域感,还能反映书中人物天不怕地不怕的气质。于是书名终于定下了。

李印功近影

李印功近影

  自 省

  李印功心明如镜,他面临的最大考验是:《野女镇》能不能超过《胭脂岭》。

  “一个出过一部长篇小说的作家,倘若不能自我突破,自我超越,再出一部长篇小说,也只是多了一本书而已。”李印功说。

  在《胭脂岭》里,李印功写的是普通农民的人生,到了《野女镇》,他试图改变对农村表面生活的复制,着重揭示农民“父母官”和带有“精英”色彩农民的人生,窥视他们的心灵被权利的欲望和金钱攫取后的隐秘生态,探究把他们“绊倒”的路段有多深的坑洼、多大的石块。同时,揭示普通农民和他们的“父母官”作为命运共同体,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有众多无奈现实的景象,给制定政策者一副清醒剂。

  李印功是农民出身,多半辈子从事涉农报道,最后又投身于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熟悉农民的忧戚苦乐,所以能够鲜活地叙述家常。同时,李印功也认识到自己的性格必然被农村塑造,思想上会不自觉地带有农民的劣根性和局限性。“要创作出具有思想性、艺术性的文学作品,就要重新建立与农村的精神联系,这就有一个自我剥离和自我突破的过程,弄清那些是农民的优秀品质,那些是应当抛弃的旧念陋俗。泥土不代表粗野,布衣不一定无知。要害是要自知自省。”

  凭借这种自觉,李印功才能在写作中有更大更远更理性的视角。

  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朱鸿读过《野女镇》后赞道:“它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它的人物和人物间的关系,几乎都不加修饰,呈现了县城和野女镇的原貌和本相。它针砭时弊,意在治病,属于现实主义作品。它信息密集,意味深厚,有时代档案的功能,可供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一用。它的一些细节活灵活现,精彩至极,非熟悉城乡生活无以采而用之。它的语言粗砺,快捷,饱满,得力,适应着人物的刻画。口语、俗语,甚至土语,尽呈老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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