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安徽考生徐孟南第一次参加高考，但是他并没有在考卷上填写正确答案，而是写了满篇自己的“教育宣言”。走出考场十年，他辗转在各地的工厂打工，成家生子，但是他渐渐觉得，当年的做法“太不值”。几天前，徐孟南进行了2018年的高考报名，当年的这位“白卷”考生，希望能够重返高考考场。(11月6日《北京青年报》)

　　年少轻狂的徐孟南，通过“白卷”来表达自己对高考制度的抵触与不认同，也放弃了通过高等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白卷考生”的境遇，只不过是成千上万农家子弟定型化、宿命化人生的一个缩影;“辍学—打工—结婚生子—打工”，教育这盏希望之灯的黯淡，让许多农家子弟失去了“逆袭人生”的机会。

　　教育资源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失衡，增加了农家子弟考上好大学的难度;“出身越差，上的学校越差，将来找的工作越差”的“下沉螺旋”，造成了“寒门难出贵子”;教育投入大收益却难以预期，让一些乡村青少年过早地选择了放弃教育竞争;他们走上了和父辈一样的道路，成为新生代农民工。

　　激烈的教育竞争，让读书苦、读书累成为一种坚硬的现实;当读书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变生存生态，一些人难免就会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观产生质疑。与遥不可及的“读书梦”相比，辍学打工似乎能够迅速地改变生存生态。那些春节返乡衣着光鲜、出手大方的打工者，让一些农家子弟无比憧憬与向往远方的城市，那里有一个又一个充满机会和资源的完美的“想象世界”。

　　在那些看得见的台前，返乡打工者俨然一副轻轻松松挣大钱的成功者模样;在那些看不见的幕后，不少人活得很艰辛。重新认识和发现知识的价值与读书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领悟”啊;事实上，辍学打工又重新参加高考人并不是少数，没有必要对“白卷考生重新高考”戴上“有色眼镜”。

　　每个人都需要在这个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需要找寻契合自己价值的实现渠道。有读书的机会却没有好好珍惜，缺乏文化资本的“白卷考生”，难以在市场中拥有好的机会和待遇。“白卷考生重新高考”说到底就是为了追求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以更好地实现对社会的融入。

　　在笔者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有一位研究生被誉为“当代孙少平”，他从一所高职院校毕业，在一家煤矿工作;白天下矿井，夜间读书考研究生，经过数年的努力最终心想事成。尽管读书对他命运的改变尚难以测量，但那些想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努力逐梦的人们，依然值得投以敬佩的目光。(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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