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望秦岭”到“秦岭”
——秦岭得名之我见
作者：商洛广播电视台 贺焕成
秦岭作为中国大地的南北气候分界线和分水岭，也是中华大地的脊梁,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秦岭是怎样得名的，一直以来却是一个谜。大型纪录片《大秦岭》访问了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也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笔者对于历史没有研究，也不可能给出什么准确的答案，但是凭着一个“外行”的直觉，或许可以提供一个供史家考证的思路或线索。我的“直觉”是：“秦岭”得名可能源于商洛人对它的“某种”称谓。
触发这一想法的由头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和宋代诗人王禹偁的两首诗。我的思路包含着以下几个思辨过程。
一、秦岭得名的时间界限
“秦岭”姓秦，很显然是秦国据有此山岭（大部分或主体）以后打上的印记。那么“秦岭”得名就不会早于战国、晚于汉。也就是说，“秦岭”得名最有可能是秦国进入秦岭怀抱的渭河流域并且强大起来之后。
据记载，秦人原本是黄河下游的“东夷人”，在商灭夏的过程中，追随商部落迁居到黄河中游，并成为商国人的亲密盟友。周武王伐纣的时候，这个“盟友”自然会“助纣为虐”，结果殷商被灭，周朝建立，这个殷商的“帮凶”就被周天子“发配”到了西北边陲的天水地区，成为替周天子养马的“奴隶”。好在这个部族不记仇，不抱怨，一心一意做周天子交代的差事。因为马养得好，得到了周天子认可，才被封于“秦”地（由部落升级为方国），有了国号，渐渐发展壮大。西周末年,犬戎围攻镐京，拥有良马勇士的“秦人”在协助周王室平定“沣镐之乱”中立下大功，又被周天子封为“诸侯”（比燕、鲁、卫等老牌诸侯晚得多），得以享有周王室在“关中”（那时不叫关中，为方便表述姑用此称）的土地；到了秦穆公时，任用放牛出身的下层能人百里奚为相——出生在虞国（山西）、逃亡在楚国的百里奚应该是农耕文明的代表，比起养马的游牧文明是一种先进生产力——从而使秦国国力逐渐强盛，并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但是，春秋时期，“关中”东部的华县、华阴、大荔、白水、韩城一带尚属于三家分晋之前的晋国（三家分晋后属于魏国），所以关中还不能整体称之为“秦地”，位于“关中”南部的这道山岭自然不可以称为“秦岭”。直到了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在与强魏争锋中占了上风，先后收复“河西之地”和函谷关以西的地区之后，“关中”大地才完整的属于秦国。这时候如果“秦人”要称这道山岭为“秦地之岭”——秦岭，可以说得过去，但是时机似乎还不成熟。因为，尽管到秦惠文王时，秦国已经拥有了西起崤关，北据大散关，东到函谷关，东南达秦岭南坡“商於之地”（武关所在）的广大疆域，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秦人并没有完全拥有“秦岭”——在秦岭东南尚有韩、魏——这样的话，由“秦人”给秦岭命名，那就等于说要把为几个国家共有的山岭称作“秦国的山岭”，那是不太可能的。
另一方面，由于东汉史学家班固的《西都赋》中已经开始使用“秦岭”的称谓，所以说，秦岭的得名不可能晚于东汉。
二、“老秦人”会不会给秦岭命名
尽管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秦国完全拥有了秦岭，也有资格以“秦”为这道山岭命名，但是地处秦岭北麓的“老秦人”似乎“不太容易”（注意：只是不太容易）想到“秦岭”这个概念。因为，身处关中不同地域的“老秦人”分别面对的是“秦岭”的某一段落，比如：终南山、太白山、鸡峰山、太乙山、翠华山、华山……不太容易站在“全局”的高度，给一个“山系”取一个统一的名称。即使在今天，关中人对秦岭的称谓也只称局部名称，一般并不统称“秦岭”。因此，由关中“老秦人”直接给“秦岭”命名可能性较小——但不排除间接借鉴改造。
三、“秦岭”的另一个名称
偶然的机会，笔者在唐代诗人白居易和宋代诗人王禹偁的诗中，发现了关于秦岭（或者秦岭某一段）的另一个称谓：“望秦岭”。
白居易在《初贬官过望秦岭》中写道：“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鬚”；王禹偁在《仙娥峰》诗中写道：“窈窕奇峰叠古台，望秦岭外势徘徊”（引自商洛地区史志办编《商洛古诗文选注》）。
从语境上来看，“望秦岭”是一个专用名词，意思是“望秦-之岭”，而不是“远望-秦岭”。那么，“望秦岭”是什么意思呢？《商洛古诗文选注》（146页）对王禹偁诗中“望秦岭”一词的注释是：“秦岭经商州北面一段自唐以来人们习惯称之为望秦岭”。
那么“商州北”这段秦岭为什么会被称为“望秦岭”呢？这个称谓可能产生于何时？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且看笔者分析。
据考证，地处秦岭东段南麓的商州至河南淅川等地是楚国的先祖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地方，这片丹江河谷也叫“商於之地”，一直属于楚地。到了战国初年，“商於之地”被秦国占领，成为秦国“属地”，商於之地的“楚人”也就变成了“秦人”。但是，“商於之地”在地缘上远离秦国关中本土和咸阳都城，是秦国的一块“飞地”。这样，身为“秦人”但却远离“秦都”的“商洛人”就具有了渴望关注自己“新主国”的心理需求。关注秦国（都）、向往秦国（都），但是山高路远难以实现，怎么办呢？
有了！有一个简单易行的途径可以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那就是站在与秦都相隔的这道山岭上遥望秦都——“望秦”。于是，这座山岭就有了一个名字：望秦岭！唐代诗人欧阳詹《题秦岭》诗云“南下斯须隔帝乡，北行一步掩南方”，就写出了商州北这段秦岭地理位置的特点。
如果说“望秦岭”一词包含着某种“特定时期”的独特心理感受的话，那应该是秦孝公任用卫国人公孙鞅变法，秦国渐渐强大，公孙鞅被封为“商君”之后。这时候，曾经的“楚人”已渐渐习惯了做“秦人”，并且有幸成为秦国宰相封邑的“邑人”，势必对秦都咸阳和并不常来封邑的“商君”充满了期许和向往之情——今天的商洛人就以商洛能成为商鞅封地而自豪。由此推断，“望秦岭”一词最早可能产生于秦孝公时期，最晚可能产生于秦统一六国前后——这和《商洛古诗文选注》的注释有矛盾，留待下文解说。
“遥望秦国”这种心理需求似乎也是商洛人独有的，地处秦巴山区的安康、汉中最初也属于楚国，后来也被秦国占领，但是，因其与“秦”地距离较远，不具备“望秦”的条件，也就难以产生“望秦”的愿望。即使到了今天，安康、汉中人对省会西安的心理归属感都不是很强。
四、“望秦岭”与“秦岭”的关系
那么，“望秦岭”与“秦岭”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笔者认为，后者来源于前者，后者是前者的演变。
从汉语语汇演变的规律来看，一般是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演变的；在地名中，结构较为复杂的称谓则可能出现得较早，是后世简单称谓的原型。也就是说，“秦岭”应该是由“望秦岭”简缩而来。原本是商洛人对商州北“一段山岭”（也不是整个秦岭）的称谓，传到了关中“老秦人”那里，忽然觉得后面两个字——“秦岭”正是八百里秦川南部这道连绵山岭的最恰当的名称，于是商洛人口中的“望秦岭”就变成了关中秦人口中的“秦岭”——当然，所称的对象也由“一小段”变成了这道山岭的“整体”。也就是说，关中“老秦人”是在商洛“新秦人”的启示之下完成给秦岭命名的。
五、“秦岭”一词的形成“时点”
假定上述观点成立，那么，“望秦岭”又是什么时候被简缩成“秦岭”呢？
目前我们所知道最早使用“秦岭”一词的是东汉文史学家班固，他的《西都赋》中有“睎秦岭，睋北阜”之句，可见“秦岭”一词至少在东汉时已经出现。据此笔者推测，从“望秦岭”到“秦岭”演变时间，应该有两个“节点”：一是秦帝国形成时期，二是西汉初年。
第一个“节点”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商洛成为商鞅封邑的时候，这时候，商洛“秦人”因向往秦都和期许主公“商君”，产生了登山望秦的心理期待，并产生了“望秦岭”的称谓，随即这个称谓被地方官员传到了秦都，被文人史官改造成“秦岭”；第二种可能是与秦始皇有关。据记载，秦始皇五次南巡，有两次就途经商洛——一次经商洛回咸阳，一次经商洛去南方。这样的话，商洛人口中的“望秦岭”就可能被秦廷的侍从人员听到并采纳演变成“秦岭”。第二个“节点”是西汉初期。西汉开国之君刘邦是经商洛过秦岭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献降的，商洛是刘邦的福地、幸运之地，因此，西汉的文人官吏对商洛是熟悉的，印象也是深刻的；加之西汉建都长安时间较长，近在咫尺的商洛民间语汇容易影响到官方语言，“望秦岭”被改造成“秦岭”。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是西汉为秦岭取名，为什么不叫“汉岭”？尽管西汉的“创建者”是秦王朝的“摧毁者”，但是西汉的政治架构、典章制度都乐于“承秦制”，那么，在地理名称上沿袭和改造一下秦代早已有之的称谓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六、一个矛盾
《商洛古诗文选注》对王禹偁诗的注释中称“望秦岭”是“自唐以来”的“习惯”称呼，那么，笔者前面对于“望秦岭”一词产生时间的推测和这个注释显然是相悖的。究竟孰是孰非呢？笔者以为该注释有两个讲不通的地方：第一，如果“望秦岭”一词出现在唐代，这个所望之“秦”就应该是关中“古秦地”，但这时国号既已称唐，为何还要“望秦”呢？按理是不可能的。就算唐太宗李世民未登基之前被封为“秦王”，那也不足以成为商洛人“望秦”的理由。第二，既然东汉班固已经使用“秦岭”一词，为什么“自唐代”当地人又要给商州以北的秦岭取一个新名称呢？为什么放着简单通行的名称不用，非得要标新立异弄一个复杂的呢？但是，如果“望秦岭”是先秦早有的习惯称呼，“自唐代”才得到文人学者重视，或者才被文人注意到，并写进文献里，这应该是可能的，也是可以讲得通的。
七、一个疑问
既然汉代已有“秦岭”一词，为什么唐代诗人白居易和宋代诗人王禹偁还使用“望秦岭”这个称谓呢？
笔者的观点是，“望秦岭”应该是商洛民间一直以来对这段秦岭的称谓，虽然后来关中“秦人”已把“望秦岭”简缩成了“秦岭”，但商洛人依然沿用“望秦岭”的称谓，只是到了唐代，路过商洛的文人墨客增多，民间称谓才开始被记录入文献和文学作品。白居易与王禹偁之所以使用这个称谓，取决于这二人和商洛的特殊关系。
白居易早年仕途坎坷，曾多次被贬官到南方任职，这期间，他“七年三往复”六次经过商洛，对商洛感情很深，对商洛风土民情也比较熟悉。所以，当别人普遍使用已经属于官方语言的“秦岭”的时候，他却发现了民间语言中“望秦岭”这个称谓。出于诗歌句式结构的需要，他便使用了这个民间词汇。而本是北宋“京官”的王禹偁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后，曾在商洛生活了550多天，对商洛民间文化更为熟悉，因此他可能在人们已经普遍不使用“望秦岭”这一称谓的情况下，偶然发现了这个曾广泛使用于当地民间的语汇，也是出于诗歌句式结构的需要，使用了“望秦岭”这个词语——这就为我们保留了某些语言发展演变的线索。应该感谢他们！
商洛是全部土地面积均在秦岭中的地级市，商洛人赖秦岭以生存，对秦岭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如果“秦岭”得名是由“望秦岭”简缩而成，那应该是商洛人对秦岭的最大贡献。（4321字）
秦岭作为中国大地的南北气候分界线和分水岭，也是中华大地的脊梁,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秦岭是怎样得名的，一直以来却是一个谜。大型纪录片《大秦岭》访问了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也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笔者对于历史没有研究，也不可能给出什么准确的答案，但是凭着一个“外行”的直觉，或许可以提供一个供史家考证的思路或线索。我的“直觉”是：“秦岭”得名可能源于商洛人对它的“某种”称谓。
触发这一想法的由头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和宋代诗人王禹偁的两首诗。我的思路包含着以下几个思辨过程。
一、秦岭得名的时间界限
“秦岭”姓秦，很显然是秦国据有此山岭（大部分或主体）以后打上的印记。那么“秦岭”得名就不会早于战国、晚于汉。也就是说，“秦岭”得名最有可能是秦国进入秦岭怀抱的渭河流域并且强大起来之后。
据记载，秦人原本是黄河下游的“东夷人”，在商灭夏的过程中，追随商部落迁居到黄河中游，并成为商国人的亲密盟友。周武王伐纣的时候，这个“盟友”自然会“助纣为虐”，结果殷商被灭，周朝建立，这个殷商的“帮凶”就被周天子“发配”到了西北边陲的天水地区，成为替周天子养马的“奴隶”。好在这个部族不记仇，不抱怨，一心一意做周天子交代的差事。因为马养得好，得到了周天子认可，才被封于“秦”地（由部落升级为方国），有了国号，渐渐发展壮大。西周末年,犬戎围攻镐京，拥有良马勇士的“秦人”在协助周王室平定“沣镐之乱”中立下大功，又被周天子封为“诸侯”（比燕、鲁、卫等老牌诸侯晚得多），得以享有周王室在“关中”（那时不叫关中，为方便表述姑用此称）的土地；到了秦穆公时，任用放牛出身的下层能人百里奚为相——出生在虞国（山西）、逃亡在楚国的百里奚应该是农耕文明的代表，比起养马的游牧文明是一种先进生产力——从而使秦国国力逐渐强盛，并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但是，春秋时期，“关中”东部的华县、华阴、大荔、白水、韩城一带尚属于三家分晋之前的晋国（三家分晋后属于魏国），所以关中还不能整体称之为“秦地”，位于“关中”南部的这道山岭自然不可以称为“秦岭”。直到了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在与强魏争锋中占了上风，先后收复“河西之地”和函谷关以西的地区之后，“关中”大地才完整的属于秦国。这时候如果“秦人”要称这道山岭为“秦地之岭”——秦岭，可以说得过去，但是时机似乎还不成熟。因为，尽管到秦惠文王时，秦国已经拥有了西起崤关，北据大散关，东到函谷关，东南达秦岭南坡“商於之地”（武关所在）的广大疆域，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秦人并没有完全拥有“秦岭”——在秦岭东南尚有韩、魏——这样的话，由“秦人”给秦岭命名，那就等于说要把为几个国家共有的山岭称作“秦国的山岭”，那是不太可能的。
另一方面，由于东汉史学家班固的《西都赋》中已经开始使用“秦岭”的称谓，所以说，秦岭的得名不可能晚于东汉。
二、“老秦人”会不会给秦岭命名
尽管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秦国完全拥有了秦岭，也有资格以“秦”为这道山岭命名，但是地处秦岭北麓的“老秦人”似乎“不太容易”（注意：只是不太容易）想到“秦岭”这个概念。因为，身处关中不同地域的“老秦人”分别面对的是“秦岭”的某一段落，比如：终南山、太白山、鸡峰山、太乙山、翠华山、华山……不太容易站在“全局”的高度，给一个“山系”取一个统一的名称。即使在今天，关中人对秦岭的称谓也只称局部名称，一般并不统称“秦岭”。因此，由关中“老秦人”直接给“秦岭”命名可能性较小——但不排除间接借鉴改造。
三、“秦岭”的另一个名称
偶然的机会，笔者在唐代诗人白居易和宋代诗人王禹偁的诗中，发现了关于秦岭（或者秦岭某一段）的另一个称谓：“望秦岭”。
白居易在《初贬官过望秦岭》中写道：“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鬚”；王禹偁在《仙娥峰》诗中写道：“窈窕奇峰叠古台，望秦岭外势徘徊”（引自商洛地区史志办编《商洛古诗文选注》）。
从语境上来看，“望秦岭”是一个专用名词，意思是“望秦-之岭”，而不是“远望-秦岭”。那么，“望秦岭”是什么意思呢？《商洛古诗文选注》（146页）对王禹偁诗中“望秦岭”一词的注释是：“秦岭经商州北面一段自唐以来人们习惯称之为望秦岭”。
那么“商州北”这段秦岭为什么会被称为“望秦岭”呢？这个称谓可能产生于何时？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且看笔者分析。
据考证，地处秦岭东段南麓的商州至河南淅川等地是楚国的先祖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地方，这片丹江河谷也叫“商於之地”，一直属于楚地。到了战国初年，“商於之地”被秦国占领，成为秦国“属地”，商於之地的“楚人”也就变成了“秦人”。但是，“商於之地”在地缘上远离秦国关中本土和咸阳都城，是秦国的一块“飞地”。这样，身为“秦人”但却远离“秦都”的“商洛人”就具有了渴望关注自己“新主国”的心理需求。关注秦国（都）、向往秦国（都），但是山高路远难以实现，怎么办呢？
有了！有一个简单易行的途径可以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那就是站在与秦都相隔的这道山岭上遥望秦都——“望秦”。于是，这座山岭就有了一个名字：望秦岭！唐代诗人欧阳詹《题秦岭》诗云“南下斯须隔帝乡，北行一步掩南方”，就写出了商州北这段秦岭地理位置的特点。
如果说“望秦岭”一词包含着某种“特定时期”的独特心理感受的话，那应该是秦孝公任用卫国人公孙鞅变法，秦国渐渐强大，公孙鞅被封为“商君”之后。这时候，曾经的“楚人”已渐渐习惯了做“秦人”，并且有幸成为秦国宰相封邑的“邑人”，势必对秦都咸阳和并不常来封邑的“商君”充满了期许和向往之情——今天的商洛人就以商洛能成为商鞅封地而自豪。由此推断，“望秦岭”一词最早可能产生于秦孝公时期，最晚可能产生于秦统一六国前后——这和《商洛古诗文选注》的注释有矛盾，留待下文解说。
“遥望秦国”这种心理需求似乎也是商洛人独有的，地处秦巴山区的安康、汉中最初也属于楚国，后来也被秦国占领，但是，因其与“秦”地距离较远，不具备“望秦”的条件，也就难以产生“望秦”的愿望。即使到了今天，安康、汉中人对省会西安的心理归属感都不是很强。
四、“望秦岭”与“秦岭”的关系
那么，“望秦岭”与“秦岭”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笔者认为，后者来源于前者，后者是前者的演变。
从汉语语汇演变的规律来看，一般是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演变的；在地名中，结构较为复杂的称谓则可能出现得较早，是后世简单称谓的原型。也就是说，“秦岭”应该是由“望秦岭”简缩而来。原本是商洛人对商州北“一段山岭”（也不是整个秦岭）的称谓，传到了关中“老秦人”那里，忽然觉得后面两个字——“秦岭”正是八百里秦川南部这道连绵山岭的最恰当的名称，于是商洛人口中的“望秦岭”就变成了关中秦人口中的“秦岭”——当然，所称的对象也由“一小段”变成了这道山岭的“整体”。也就是说，关中“老秦人”是在商洛“新秦人”的启示之下完成给秦岭命名的。
五、“秦岭”一词的形成“时点”
假定上述观点成立，那么，“望秦岭”又是什么时候被简缩成“秦岭”呢？
目前我们所知道最早使用“秦岭”一词的是东汉文史学家班固，他的《西都赋》中有“睎秦岭，睋北阜”之句，可见“秦岭”一词至少在东汉时已经出现。据此笔者推测，从“望秦岭”到“秦岭”演变时间，应该有两个“节点”：一是秦帝国形成时期，二是西汉初年。
第一个“节点”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商洛成为商鞅封邑的时候，这时候，商洛“秦人”因向往秦都和期许主公“商君”，产生了登山望秦的心理期待，并产生了“望秦岭”的称谓，随即这个称谓被地方官员传到了秦都，被文人史官改造成“秦岭”；第二种可能是与秦始皇有关。据记载，秦始皇五次南巡，有两次就途经商洛——一次经商洛回咸阳，一次经商洛去南方。这样的话，商洛人口中的“望秦岭”就可能被秦廷的侍从人员听到并采纳演变成“秦岭”。第二个“节点”是西汉初期。西汉开国之君刘邦是经商洛过秦岭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献降的，商洛是刘邦的福地、幸运之地，因此，西汉的文人官吏对商洛是熟悉的，印象也是深刻的；加之西汉建都长安时间较长，近在咫尺的商洛民间语汇容易影响到官方语言，“望秦岭”被改造成“秦岭”。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是西汉为秦岭取名，为什么不叫“汉岭”？尽管西汉的“创建者”是秦王朝的“摧毁者”，但是西汉的政治架构、典章制度都乐于“承秦制”，那么，在地理名称上沿袭和改造一下秦代早已有之的称谓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六、一个矛盾
《商洛古诗文选注》对王禹偁诗的注释中称“望秦岭”是“自唐以来”的“习惯”称呼，那么，笔者前面对于“望秦岭”一词产生时间的推测和这个注释显然是相悖的。究竟孰是孰非呢？笔者以为该注释有两个讲不通的地方：第一，如果“望秦岭”一词出现在唐代，这个所望之“秦”就应该是关中“古秦地”，但这时国号既已称唐，为何还要“望秦”呢？按理是不可能的。就算唐太宗李世民未登基之前被封为“秦王”，那也不足以成为商洛人“望秦”的理由。第二，既然东汉班固已经使用“秦岭”一词，为什么“自唐代”当地人又要给商州以北的秦岭取一个新名称呢？为什么放着简单通行的名称不用，非得要标新立异弄一个复杂的呢？但是，如果“望秦岭”是先秦早有的习惯称呼，“自唐代”才得到文人学者重视，或者才被文人注意到，并写进文献里，这应该是可能的，也是可以讲得通的。
七、一个疑问
既然汉代已有“秦岭”一词，为什么唐代诗人白居易和宋代诗人王禹偁还使用“望秦岭”这个称谓呢？
笔者的观点是，“望秦岭”应该是商洛民间一直以来对这段秦岭的称谓，虽然后来关中“秦人”已把“望秦岭”简缩成了“秦岭”，但商洛人依然沿用“望秦岭”的称谓，只是到了唐代，路过商洛的文人墨客增多，民间称谓才开始被记录入文献和文学作品。白居易与王禹偁之所以使用这个称谓，取决于这二人和商洛的特殊关系。
白居易早年仕途坎坷，曾多次被贬官到南方任职，这期间，他“七年三往复”六次经过商洛，对商洛感情很深，对商洛风土民情也比较熟悉。所以，当别人普遍使用已经属于官方语言的“秦岭”的时候，他却发现了民间语言中“望秦岭”这个称谓。出于诗歌句式结构的需要，他便使用了这个民间词汇。而本是北宋“京官”的王禹偁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后，曾在商洛生活了550多天，对商洛民间文化更为熟悉，因此他可能在人们已经普遍不使用“望秦岭”这一称谓的情况下，偶然发现了这个曾广泛使用于当地民间的语汇，也是出于诗歌句式结构的需要，使用了“望秦岭”这个词语——这就为我们保留了某些语言发展演变的线索。应该感谢他们！
商洛是全部土地面积均在秦岭中的地级市，商洛人赖秦岭以生存，对秦岭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如果“秦岭”得名是由“望秦岭”简缩而成，那应该是商洛人对秦岭的最大贡献。（作者：贺焕成）
责任编辑：祁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