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三十年前的月亮又圆又白，三十年前的太阳也格外明亮。那是1983年9月的开学季，南方的田野暑气初消，农人们刚从泥水田中挣扎起来，田里的禾苗都转绿了，剩下的只是施肥薅草、灌水打药，两个月后，秋风起时，新禾就可以上场了。
那天上午，我要离开家乡到北京去上大学。半个月来，满脑子都是兴奋，毕竟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还上的是北大，家人族人、亲戚朋友都一起兴奋。母亲早早就找出装稻谷的麻袋，给我装了两件行李：一件是母亲当年陪嫁的朱红色木箱，新换了锁扣，另一件是两床新弹好的棉被。听说北京冬天极其寒冷，母亲特意多加了两斤皮棉。弹棉花的是我小学的班主任，他是个民办教师，家传手艺，听说是给我上大学用的被子，说什么也不要工钱，但我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老师师傅就特意在弹好的被子上用红色的毛线绕了“1983”和“囍”字，以示纪念和祝贺。这两床满是感情的被子又宽又大，差不多是被、褥一体，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这被子和那只木箱还一直跟着我。搬家时扔掉了很多东西，但这两样东西始终不离不弃。看到它们，就想起家乡和母亲，想起三十年前离开家乡的情景，想起那时候明亮的阳光。
当时，全村没有一个人到过北京，还没有如今的打工潮。哪像现在，出门买个菜、坐个公交，就能听见桐城乡音，儿时的伙伴也不少在北京玉泉营、十里河卖建材搞装修。那时候北京到底有多冷?谁都不知道。人托人、保托保，才打听到陶冲驿附近有一个叫刘叶根的人，在安庆当农科所所长，“文革”期间在北大上过学。几经辗转，刘师兄托其老家的族人带过话来，北京其实并不太冷，屋子里有暖气，比我们家还暖和。虽然心里有点底了，但父母不放心，到底还是打了加宽加厚的特体被子。
到了出门的时候了。已是半大小伙子的弟弟挑起我的行囊，竹扁担颤悠着往前走，奶奶带着全家人把我送到村后的高岗上。那个高岗是骑龙岗的余脉。这骑龙岗现在虽然只比平地略高点，但曾经也松涛阵阵。300年前，老祖宗逃水荒一副箩担从江南来此，也是因为看中了此地遭不了大水。传说这骑龙岗上有一处龙穴，是风水宝地，我一位堂伯就冲这个传说，把我堂祖母葬在这岗上，祈望子孙能发达。后来堂伯的孙女上了同济大学研究生，不知道这算不算显灵?我顺着高岗的背面往下走，过了一片叫汤家畈的田畈，就到了陶冲驿车站，那里每天有两班车到桐城县城。我和父亲一路沉默着，做教育工作的父亲因为要开学，把我送到省城合肥后就要回来，我得独自一人从合肥坐火车去北京。想着千山万水，心里已经没有了兴奋，刚出门就已经乡愁百结。忍不住回头看，奶奶还站在高岗上，苍凉如一棵秋树。想着奶奶临别的话，“过年回来我不晓得还在不在”，心里就一阵慌乱。其实，奶奶并没有大病，后来她老人家还活了十年，见到了孙媳妇，知道有了重孙，可惜没等到重孙出世。这是后话了。
陶冲驿古时是一个大的驿站，解放后是陶冲公社的所在地，后来改叫乡，又改叫镇。我们到了车站，弟弟就去上学了，我和父亲站在路边等客车。等车的人很多，陶冲是过路站，桐城每天发两班车到青草镇，往返都要经过陶冲。那时候，车少人多，我们去桐城经常要坐“倒车”。所谓坐“倒车”，就是等桐城来的车一到我们就得上车，到了青草不下车接着往回坐。每次当我们坐“倒车”回到陶冲，看见下面的人怎么也上不来时，就庆幸多花的车票钱值得。那场面真是挤破了脑袋，一些有急事的人都试图从窗户往里爬，经常发生为挤车打架的事，弄得车好长时间走不了。因为带着大件行李，我和父亲挤得满头大汗才坐上了“倒车”。看到窗外熟悉的田野、村庄往车后疾逝，刚刚因为挤车而忘了的乡愁又上了心头。
图为现在的陶冲驿
20公里的路，车子走了一个小时才到桐城。因为在桐城中学上了三年高中，我对桐城的情况还是熟悉的，我们很快就坐上了由安庆开往合肥的客车。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桐城，从这一刻起，我知道，此后所有的都是陌生的了，忧郁一下子又压倒了憧憬。桐城到合肥100公里，现在在合肥一小时经济圈内，三十年前我们一路颠簸了五个小时。因为我小姑在合肥，我在合肥小姑家小住了两天。第一次到省城，也是第一次到城市，倒也没有怯阵，在理发馆理了个头发，很短的那种，然后照了大学要的一寸照片，有点傻淳朴那种，逛了逛张辽大战孙权的逍遥津，中午吃了几个包子，办好了行李托运。然后，在一个阴天的傍晚，小姑把我送上了去北京的绿皮火车。一声汽笛，火车咣当、咣当，朝我不认识的远方驶去。
1983年，作者(右)和同学在去香山郊游的路上
就这样，我到了北京。在北京火车站，我坐上北大的新生车，一路向西，下午四点多到了北京西郊的北大。此时此刻，“一塔湖图”还勾不起我的兴趣，灰色的楼群和阴沉的天色，在我眼里是无尽的乡愁。我的宿舍分在32楼416号，后来知道，32楼是中文系的老楼，从1952年后就是。楼下种了核桃树，道路两侧是银杏，秋天时满地金黄，夏天时则是绿得发亮。在楼前的路上，我曾经挎着经典的绿色帆布包，无数趟去图书馆，也几乎天天拎着全校一色的蓝色热水瓶，到28楼楼下热水房打开水。我目睹了28楼和31楼之间树起了一个民主和科学的雕塑，图案是字母“D”和“S”交互顶着一个球，那时候“德先生”“赛先生”还很崇高，还不兴搞笑，“民主与科学顶个球”的幽默还没诞生。最近听说北大要把29，30，31楼拆了，不知“DS球”有恙否?
在燕园的四年，我曾经无数次映着青藤的倩影轻轻推开五院的木门，在如洗的青砖地上印下青春的记忆。我也曾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穿过朱光潜、冯友兰正住着的燕南园，朱先生还是我桐城中学的校友，我只远远看过他的背影，那背影我在桐中时也恍惚见过，不过那是与他神似的弟弟。后来有人写文章说他看见朱先生拐杖倒地没人帮，这不过是当时学校里的一个传言，我们都没有目睹。朱先生的《悲剧心理学》是我多次拜读的经典，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大半年里去了北大出版社服务部十几趟，就是想买他们不卖的精装大字本，后来终于有一个店员出现了马虎，才让我得了逞。
燕园的岁月是难忘的。我记得在国庆35周年游行后在俄文楼前举充气“和平鸽”照过像、“一二·九”纪念日在五四操场喊过“振兴中华”、毕业前半年的冬夜在未名湖畔调息过心神、在写论文时无数次在图书馆里找过先贤的手迹和孤本影印件。我也记得大三时偷偷地听了哲学系汤一介老师一个学期的课，他讲授的“魏晋玄学”及其流风余韵，燃起了我对浪漫六朝的无限神往。
1983年，与同学首次在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前排左三为作者)
写到这里得知汤老师已然从嵇康阮籍游，不禁感念当年“偷师”的点滴，默默地向老师敬奉上一瓣心香。我还记得发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时，曾经是那样震撼，历史还可以这样写。还想起王献唐老先生的《炎黄氏族文化考》，其在中华民族源流上的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还有那通篇的毛笔小楷，除了让我耳目一新外，也长久地影响了我的文化趣味。
这些，都是从32楼416号开始的。我还记得，走进32楼416号，是周忆军同学帮我拉的行李，沈光同学的父亲忙前忙后地帮我解行李，孔庆东同学也是一副热心肠，当时他侠气未成，“北大醉侠”还未出世，但在入学的第一个冬天就露出了端倪，经常一件黄棉袄上系一根草绳。周忆军当时还不叫阿忆，只是后来大家熟了图省事，就叫他阿忆了，岂料后来他竟以此名行走江湖。沈光当时企图改名沈牧风，但学校不同意，现在在上海经营葡萄酒生意，倒是潇洒。在先到的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很快收拾完毕，开始提笔给家里写起平安信。我知道，我和家乡的联系，以后就靠它了。当时还没有手机，电话也还是奢侈品，只有紧急时才会拍电报。
半个月后，大概是在国庆节前，家中收到了信，听说当时全家人抢着看我从北京的来信。就这样，我的人生在三十年前的那个9月，拐了一个大弯。
贰
二十年前的冬天湿冷湿冷的，二十年前的春天来得也晚。1994年的元月，大学毕业后的我，在农民日报社已经工作了七个年头，曾经的理想主义，随着浪漫的八零年代的褪去，也在时代的变迁中销磨几尽。工作生活按部就班，没有什么起色。原以为这一年也像前些年一样如水一样流过。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年还是有些特别。
那记忆已经烙在我的心头。现在想来，那一年是我奶奶大限之年。“今年你回来过年我还在，明年回来我就睡到骑龙岗头了”，奶奶的念叨成了真。一个周一的晚上，我接到报社西区万寿路家委会的电话，说我有一份电报，好像是老家来的，明天早上让班车带去。那年头，电报两个字就像不祥之兆，一拍电报十有八九就是亲人病危了。过了慌乱心焦的一夜，第二天接到电报，是奶奶病危了。怎么回去啊?那时候到合肥还只有一趟车，下午1点多上车，第二天早上到，我计算着，下了火车赶汽车，中午能到家。我简单地背了个小包就上了车，也没穿羽绒服，那几天天气很冷，我心里又害怕，一路上冷得直哆嗦，心里思来想去，祈望奶奶挺住。
图为作者安徽老家
后来知道，奶奶确实在挺着，硬是靠意念提着一口气，就是要等着她最疼的大孙子回来见最后一面。难以想象她老人家当时有多痛苦。其情其景，围在病榻边的亲戚族人都不忍，提出要我母亲跟老人说一声：大孙子已经在路上来了，您要忍不住就走吧，别等他来了。母亲哭着说：“我怎么开得了这个口!”就这样，从下午一直坚持到晚上，奶奶就是一口气不咽!最后还是我的二姑跟奶奶祝祷了两句，奶奶提着的一口气才放下来了，那是晚上7点半。此时的我已经过了济南，尚在山东地界，但离安徽不远了。第二天中午我一路小跑到了村头，家门口静悄悄的，我一阵高兴，奶奶可能没事!等到进了大门，赫然看见院墙上靠着几根新砍的长竹竿，心中立时翻起一阵慌乱，我知道那竹竿是为办丧事用的。我三脚并作两步跨进屋，屋里顿时哭声震天，这是家乡风俗“接哭”，我的眼泪哗地下来了，大叫一声“奶奶，我回来了”，就哭倒在奶奶的床前。奶奶的脸已经被盖上了，我再也看不见她老人家了!那个晚上，我悲病交身，火车上受的寒发作了，昏烧了一夜。到办完丧事后，我去村医的小诊所里输了一瓶水，才有所缓解。
当时我一直后悔，后来也多次设想，如果电报早一点送到，如果村里当时能打长途电话，我肯定能见奶奶最后一面。再后来我还知道，奶奶是自然老去的，如果能得到好一点的治疗，肯定还能多活些年，也让我能多尽点孝。如今说起来，这都是“命”。那年春上，村商店附近张家就开通了长途电话业务，按时间收费，打一个长途，说个几分钟，也就几块钱。如果早几个月开通，家里不就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我就可以提前几天知道，早几天到家。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之后，陶冲也有了直达北京的大巴。该来的时候没来，该有的时候没有!发展总是那么不如人意，也总是来得那样慢!
回到北京之后，心情一直如那个天气一样阴冷阴冷。直到料峭春风起来时，才慢慢好转。3月的时候，女儿出生了，家族有了下一代。奶奶是知道重孙要出世的，就在她临去那些日子，特别想吃肉，当母亲要杀鸡给她炖汤喝时，她坚决不肯，说要留给孙媳妇坐月子吃。每当想起这，我心头就一阵酸楚，也深深为奶奶对孙辈的疼爱所感伤。
旧的生命已逝，新的生命来了，生活就是这样。到了而立之年，眼看着年华在指间如流沙一样漏走，为奶奶、为父母、为家乡，为千千万万个在大地上刨食的乡亲们，我能做点什么?作为一个三农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三农记者，除了手中一枝笔，还有什么呢?从小到大的经历，耳濡目染的记忆，亲朋故旧的叙说，一齐排山倒海而来。经过半年的沉淀，我决定以农民的生存状态为主题，写一组《乡村观察》。我把这个想法跟所在部门的主任刘震云说了，并说写完后请他审看。震云师兄真是大家风范，大手一挥，“见报以后再看”。他这么说了，我竟也就这样做了。第一篇刊发后，他来到我办公室简单地肯定了几句，我知道这是他的客气。第二篇、第三篇以及后面的陆续刊发后，他的表扬我看着就不完全是客气了。等到排第十篇时，当时的领导有些顾虑，说，“发了九篇就够了，不要十全十美”。他还帮我做领导的工作，也跟我一起愤愤不平，发着牢骚。现在想起来，在作家之外，他还很有一种报人情怀。
这一组文章发表后，社内外反响还不错。在业界也有好的反映。记得央视一位记者专门给我打电话，约我聊聊农村，并且说，她把文章念给家里保姆听了，保姆直说，农村真是这样。十年之后，我把它放到天涯社区时，这些文章还是受到欢迎和共鸣。我只能说，不是文章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是农村的发展太慢了，农民的苦太苦了。
叁
十年前的光影恍若昨天，十年前的人和事还在继续。2004年一如时间中的任何一年，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此时的我，已经告别了愤青的情怀，理性的小火苗在心里顽强地冒着。我记得，有领导曾说，他思想活跃有冲劲，就让他到经济领域来冲吧。就这样，我告别了社会文化采编工作，搞了几年现代农业报道，又干上了三农评论。
唐朝诗人贾岛曾赋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侠义之声、豪爽之气，溢于行间、透在纸背。但我等书生一介，惟有磨笔试锋，陈情言实，才不枉十年寒窗，不负乡亲所望。作为一个三农评论员，紧贴三农时事，评析三农话题，探讨三农难点，直接为农民鼓与呼，是我的职责和情感所系。我由衷期望农民的生存在这个时代有所改善，也为农民福祉的每一点增加而欢欣鼓舞，为农民权益的每一次损害而怒火中烧，更期待我的家乡和乡亲能过得好一点，不枉他们当年为我走出乡村高兴得那样真诚。
2004年这时候，互联网正在快速扩张，上网是那样令人激动。我每天在各大网站游走，也发发评论，并把一些文章在新浪论坛和天涯社区上粘贴。就在这期间，我酝酿着文章结集的想法，书名也想好了，就叫《底层中国》，里面是《乡村观察》打头，再加上一些为农立言的时评，整理了一番后，还把书名和目录都贴到了网上，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出版社。也有人跟我联系，但条件总是不理想，还有人提出要买《乡村观察》的文章，我不明白“买”是什么意思，对方说，就是这些文章的作者今后就不是我了。我笑说，就算你买了，作者也还是我，因为它是1994年公开发表的文字。自然，买卖就没成。
但我终究没有出版这本书，即使在我寻求出版社的时候，我也感觉内容与书名相比，还是单薄了。现状的描述和情感的宣泄是有了，但对问题的深入探究和个案的解析还不够，解决的思路也付之阙如。这就像给读者许了一顿午餐，却只拿了一些茶点。于是就有了此后十年陆陆续续的焦点评析和政策诠释，也有一批有关农政大义的大篇铺陈，提出问题，也尝试给出思路，或者描绘了愿景，也试着勾画路径。至于到底怎么走，那要看历史怎么演进，探索者如何前行。
现在看来是历史的巧合，或者说是历史的好兆头。当2004年我有意为我的三农文字寻找一个前进方向时，那一年正好发布了新世纪以来第一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尽管我在文件发表的时候，撰写了《三农发展的又一个春天》的社论，但我当时还看不出其深远的意义。其实文章最初的标题叫《喜见十八年后又一个“一号文件”》，但没有后来的标题站位高。这之后连续11个“一号文件”，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不仅受到了农民的极大欢迎，也创造了历史。我的乡亲们都说，种地不交公粮，还给我们发钱，是自古以来没有的大好事。后世史家修史，这一段历史无论如何都是要从时间的平面中凸起，这件事也无论如何要记一笔的。钱虽然不多，但暖人心，尤其是对被挤到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农民，更是让他们感受到了自己没有被忘记。而且，这还开了一个不可逆转的重农好头。
但尽管惠农的政策不断推出，农民也感受到了，农民心里还是有很大的苦。有一段民谣说，“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这“五个人”把好政策落不了实说得淋漓尽致、形象生动。最近十年，一方面是强农惠农富农的黄金十年，一方面又是农民利益空前流失的十年，特别是农民命根子的土地，其权益更是迅速地、大规模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很多地方，为了推进城镇化、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大量牺牲农民的土地权益。在这些地方，不能说发展完全是旗号和名义，也不能完全不承认其诚意，但确实有不少地方主政者，表面的戏码是追求GDP以图政绩、是为了土地财政，真实的底牌却是在土地的腾挪中上下其手，与资本暗通款曲，图谋的是个人或小团伙的私利。这也为后来连续曝光的腐败案件所证明。当然，这样的认识也是我如今的马后炮。但作为一个三农评论员，我的思考也力图最大限度地逼近本质，虽然经常只是接触到本质的表皮。比如《警惕以发展的名义侵蚀农地》《发展农村到底以谁为主?》《要城市化，但不要损农伤农的城市化》《“铁本事件”的三重警示》《“嘉禾事件”的负面遗产》，这些个案的解析，也让我对三农问题的思考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口。
但吊诡的是，我那些兄弟姐妹手拉手进城打工的乡亲们却不这样看，每当回家过年时，他们总是让我迷惑。他们不觉得苦，或者说，快乐总是大于痛苦。理由是，出去打工，每年能挣个两三万块钱;不出去，在门口个体工厂里干活也能挣个万把块。这日子不是挺好吗?很多人楼房盖了，有的还到镇上甚至县城买了房，好日子正红火着呢，有什么苦?至于征地，那是大好事，很多村还巴不得马上地被征了，那些没机会被征地的，失落感还不小。为什么?一问，还不是马上有十万八万的钱可拿。几亩地拿在手上，种田一年也挣不了几百块，还不如打几天工呢，反正现在收入靠的是打工，土地再是命根子，挣不来钱有什么用?至于土地的长远权益、子孙后代的权益，眼前是顾不过来了。我的乡亲们手上何曾拿过万儿八千的钱?如今打工能挣两三万，征地更是上十万，能不半夜笑醒了吗?行笔至此，心中又是一阵苦涩。
肆
2014年的日月是新的，2014年的梦想是热的。主流的话语说，“距离民族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中国梦的提出，凸显了人文和激情，一下子击中了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部位。因为一直对三农念兹在兹，我不由得不期待中国梦怎么在三农上落实。很快，新的一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创了十年来的最高规格，三农“强美富”的概念出来了，三农中国梦有了一个鲜活的载体。
对美好期待最好的支持，是把挡住期待的问题掰开揉碎，让我们看到要害在哪里。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大家基本上有了共识，那就是农民职业化、权利同等化，农村城镇化、服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经营企业化。表述虽然不一，意思基本这样。这“六化”要实现得好，土地问题是关键中的关键。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王朝兴替看起来是帝王将相的英明神武，根子上还在于千千万万的小农失去了土地，成群结队、无地就食的流民，成为颠覆的利器。今天我们要跳出历史的魔圈，就要从这“六化”破题。这之中，保持对土地问题的高度敏感，保持对农民工就业的高度重视，保持对复杂不确定因素的高度警惕，非常重要。不能让户籍成为农民工参与城市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障碍，不能让他们继续在城市纳税，去农村投票，不能让城乡差距和分割在城市在地化、复杂化，更不能让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市的“第三元”“蝙蝠人”。一句话，千万不能让农民进城没工作，回家又没土地。无处就食，回不了家，那是什么样的局面?
两年前总结新世纪三农时，我提出了“黄金十年”的说法。这四个字不是新创，但用在三农上似乎是首次。当然，这十年的三农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但仅一个免除皇粮国税就足以彪炳史册，所以“黄金十年”的提法还是说得过去的。有了“黄金十年”，接下来该是“钻石十年”了，诚所愿也。也正因为此，在写完《改革创造三农发展的黄金十年》后，2013年，我领衔撰写了《七论三农中国梦》，报社还为此专门出了一个小册子送给有关人士参阅，“七论”的首篇就是我撰写的《打造亿万农民的共同梦想》。有梦想必须要付出行动，2014年春节第一天上班，《踏上三农中国梦的伟大征程》的大块头，就刊发在当天的《农民日报》头版头条，也是新年的一种祝愿和决心。
“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我在多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的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革命时期如此，建设时期如此，未来的发展依然如此。抓住了农民问题，就抓住了中国发展的根本;解决好三农问题，就找到了中国发展的钥匙。”三农中国，底层中国，一而二，二而一。实现三农中国梦，收获三农“强美富”，该怎么认识三农中国?该如何理解底层中国?就像我曾经认为的一样，有人可能只从“苦”一个层面来看待，但我现在以为，其内涵远不止此。何谓底层?从几何意义上说，底层描述的是位置;从价值意义上认识，底层意味着压力;从功能意义上看，底层体现的是支撑。何谓中国?一个“中”字，表达的是天地之间的自信，是均衡中庸的智慧，是对美好状态的向往。《乡愁中国》的本质内涵，是见证底层的庞大和厚实，表现底层的坚忍和顽强，展现底层在梦想中的执著、在艰难中的渴望。
愁者，秋心也。所谓秋，在汉语言文化传承里，就像一个正反面宝鉴，一面是文人的悲秋，一面是农人的金秋。作为一个三农知识分子，我眼里的乡愁自然也涵蕴着这两个秋：悲悯大地，欢庆丰收。虽然如此，但我内心其实一直回荡着一个最深沉的呐喊，就是希望我的父老乡亲、我们的农人，永远有一张金秋的笑脸。因此，在这本《乡愁中国》里，我把《踏上三农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作为最后一篇，除了发表时间的客观因素外，还有表达新的起点、新的征程和新的希望的意涵，也是为了与全书第一篇《你使你的犁和耙，我去走天涯》相呼应。我们的农民从甩掉犁耙、进城求生的“走天涯”开始，到“踏上中国梦的征程”，其间所反映的内涵之深，所揭示的变革之巨，所经历的艰难之重，以及所面临的转型之险，真正是“三千年之未有”。作为三十年前怀揣家国梦想负笈京华的农家子弟，我深深地体味到，把握好这个创造历史、改写历史的“变局”，我们与三农振兴的目标就真正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
是为序。
2014年9月20日于北京八里庄南里一号院
（注：本文为《乡愁中国》作者自序）
责任编辑：王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