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小链接] 诞生于狂热“大跃进”年代的、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桥梁的人民公社,面世之后连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两场大灾难。但其作为载入党的文件和共和国宪法而得以肯定的体制，是难以被撼动的。万里在人民公社诞生之初就提出了质疑,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而系统地批判了人民公社三大体制性弊端,要求进行改革。与此同时,他和安徽省的广大农民、干部,在实践中率先突破“左”的束缚,推行包产、包干到户,否定人民公社体制。万里于1980年进入中央决策层后，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支持下,将双包到户推向全国，并最终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现行体制。1993年召开的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接受万里的提议,修改了宪法,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载入宪法,把“人民公社”从宪法中删除。

　　“要吃米，找万里”歌谣被广为流传。其实，在我们陕西长安也有一位人民公社书记，也曾经为“人民公社退出历史，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呼之欲出”而呼号奔走，而努力拼搏。他就是刘国柱……

　　2011年1月20日，西安市长安区数百民间人士聚会灵沼乡苗驾村，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书中央“否定人民公社要求推行包干到户”的刘国柱送葬。灵堂前摆放的一副由西安市有突出贡献专家张宝贵撰稿、著名书法家杨新民手书的悼诗，表达了人们对刘国柱的敬仰和怀念：

　　悼刘公

　　思想超前奇勇恒，

　　为国为民鼓与呼。

　　否定公社第一人，

　　永垂青史刘国柱。

　　身体力行 包产到户 带领干群度难关

　　1935年 7月28日，刘国柱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灵沼乡苗驾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14岁初中肄业回乡务农，投身到新中国建设洪流中。18岁加入共产党，并代理乡党支部书记。1958年底，年仅23岁的刘国柱出任长安县韦曲公社社长，第二年任韦曲公社党委书记。

　　面对“大跃进”和“三年困难”，刘国柱困惑不解：为啥浮夸成风虚而不实?为啥大家都过着“瓜菜带”的日子?为啥社员自留地比集体大田亩产高出一倍?……

　　刘国柱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研究，他同双竹大队党支部书记陈甲顺、张家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田文瑞等思谋着农村走出困境农民吃饱肚子的良方妙策。

　　刘国柱顶着压力和非议，拍板在全公社实行包产到户。上世纪六十年代，长安社教工作团搜集整理的批判“刘国柱推行包产到户的五大罪状”，再现了当年刘国柱推行包产到户带领干部群众度过难关的风采：

　　“一、1961年，西寨大队在刘国柱的支持下，把2万多斤蔬菜卖了黑市”。实际是既增加了社员收入，又解决了部分市民生活困难。

　　“二、1962年，在刘国柱的坚持下，韦曲公社把猪场的16间大房、44头猪舍、60多头猪、40多只羊和其它财产全部卖给群众。”实际是既减少了公社集体财产损失，又给部分社员解决了生活困难。

　　“三、1961、1962年，韦曲地区自由市场泛滥，县委曾指示公社党委加强管理。刘国柱却指示供销社‘不要把市场管得太死，越紧越脱离群众’。”实际是默许钱物交易，为城乡群众解决燃眉之急。

　　“四、1961年，刘国柱去西寨大队召开座谈会宣传单干。在公社召开的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议上，大讲包产到户的‘优越性’，致使一些生产大队借机搞起单干。”实际是刘国柱采用典型引路，宣传先行的方法推广包产到户。

　　“五、1961年到1962年春，韦曲公社单干风盛行一时。刘国柱的这些罪行铁证如山 。”实际是刘国柱大力推广包产到户，粮食产量成倍提高。

　　从当年批判刘国柱的这些“罪证材料”中，我们看到了刘国柱求真务实推行包产到户的风采。

　　斗胆谏言 据实秉书 远见卓识的思想

　　包产到户粮食产量翻番的奇特效果，让刘国柱在困惑中看到看到了希望。1962年春，刘国柱到西安市委党校学习。《共产主义的幼稚病》等马列著作让刘国柱茅塞顿开，坚定了他否定人民公社，推行包产到户的信心。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的《积极鼓吹包产到户的修正主义份子刘国柱》的批判材料，记录了1962年刘国柱在市委党校学习期间的真知灼见。

　　“刘国柱说：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理论是错误的，既然人民公社好，为啥粮食不够吃?”

　　“刘国柱说：生产关系走的太快了，同生产力不适应。这几年粮食减产，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党校学习让刘国柱心明眼亮夜不能寐：人民公社的问题是全局性的政策问题，只有中央决策，才能改变全国困难局面。他写出了《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于1962年8月26日上报长安县委，并转报西安市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党中央。

　　刘国柱在谏言信中指出了人民公社的九个弊端：“一、公社规模偏大 二、定额管理纸上谈兵 三、评工积分很难落实 四、繁琐分配影响生产 五、干群关系很难处理 六、集体生产满足不了群众需要 七、落后生产工具不能适应生产要求 八、农村出现集体生产的懒汉，个体生产的勤人 九、干部管理集体经济水平很低。”

　　刘国柱坦言“以上问题仅仅是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终于走入历史，刘国柱的观点整整超越时代20年，是“全国否定人民公社第一人”。

　　刘国柱向党中央谏言：“很有必要对人民公社集体经营，统一分配加以适当调整。其办法：可以实行包产到户!”更为让人敬佩的是，刘国柱提出：“土地包产到户是一种办法。这种办法不是临时措施。要让农民死下心来，土地固定给农民十年或二十年基本不动。就是到了那个时候要动，要征得农民群众的同意……”

　　刘国柱的谏言竟然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不谋而合。闪耀着超越时代的光辉，凝聚着先觉者的智慧，展示着预言家的魅力。

　　善于思辨 坚持真理 刚直不阿真铁汉

　　刘国柱将信发出，否定人民公社和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一吐为快，大有如释负重之感。同时，他亦知会有风险，思想有所准备：大不了丢了乌纱帽，当个老百姓总可以吧!

　　刘国柱的信逐级上转，结果招来了批判严肃处理。长安县委书记刘恩焕等县领导爱惜人才，仅撤销了刘国柱的公社书记职务，安排他到农行长安县支行农贷股当股长。1963年，在巨大压力下，县上才召开机关大会，公开批判刘国柱的谏言信。

　　1964年，“社教运动”拉开序幕。刘国柱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揪了出来。

　　在1964年夏秋之交的三个月里，社教工作团组织大小批判会70多次，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刘国柱。面对大大小小批判会的“车轮战”，刘国柱不肯低头，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不肯违心“检讨认罪”。刘国柱据理力争，批判会变成了辩论会，大多草草收场。

　　社教工作团领导见批判会难以奏效，就组织工作团里的国内宣传、理论界的权威名家，同刘国柱展开辩论。刘国柱摆事实，讲道理，叙民声，话理论，权威名家相形见拙、尴尬不已，辩论会变成了刘国柱的演讲会。社教工作团找刘国柱的同事、亲友劝说他“检查认错保个公职”。刘国柱却认准死理不回头，反复申辩包产到户是脱贫富民的大计。社教工作团让公安人员审问刘国柱，暗示他不认罪就逮捕。刘国柱坦言相告：“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我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不能昧了良心去附合，不能解脱自己胡咬人。双开、坐牢也不悔!”社教工作团软硬兼施，刘国柱软硬不吃“又臭又硬”。

　　1965年5月，社教工作团将刘国柱定性为“态度极端恶劣，坚持错误不改。戴上右派份子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改造。“时年，刘国柱年仅29岁。

　　刘国柱被遣送会回原籍长安县灵沼乡苗驾村，同老母亲相依为命。老母亲长年为刘国柱洗衣做饭，宽慰儿子“当官就该为老百姓说话办事，世事风水轮流转，总有出头的那一天。”刘国柱的妻子牛春芳，这位26岁的县邮电局职工，顶住了“动员”离婚的压力，周末骑自行车往返百里去探望丈夫，用她廋弱的肩膀，扛起了抚养4个子女的重担。

　　苗驾村的父老乡亲善待为民鼓呼而落难的子弟，乡亲们同情照顾呵护刘国柱。在“那个十年”中，刘国柱这位“戴帽右派分子”，竟然未被批斗抄家、未被游街体罚，简直是个奇迹!大队小队的干部经常请刘国柱当参谋，乡亲们经常请刘国柱调解纠纷。刘国柱同家乡父老融为一体，期盼着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弃政从企 苦心经营 求实创新当弘扬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拂遍神州大地，刘国柱得以平反昭雪，出任炮里乡党委书记。大包干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人民公社走入了历史，刘国柱当年的谏言主张变为现实。刘国柱创建了乡古建队，发展乡镇企业。实现他“让农民肚子圆起来，让农民钱包鼓起来，让农民富起来”的夙愿。

　　1986年6月，县委准备任命刘国柱当县卫生局局长。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刘国柱坐立不安，自知人生的黄金时间已经流失，他想后半生干一番事业，回报组织和乡亲的信任关爱。刘国柱考虑了几天几夜，做出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不当局长干企业，而且要求县领导把效益最差的企业交给自己。县委领导提醒他干企业当厂长、经理，职务和待遇要比局长低一级，县委领导5次找刘国柱谈话，刘国柱都不改初衷，软缠硬磨。县委满足了刘国柱的最后要求，任命他为长安县第三建筑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刘国柱将三个烂摊摊企业整合，在县城北凤栖塬安营下寨。

　　刘国柱深化企业改革，面向社会选贤任能，为企业排忧解难，项目部多达20多个，年产值数千万元，古建项目部走出陕西美誉远扬。

　　西部大开发战鼓催人急，年近7旬的刘国柱抢抓机遇，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买断不良资产，积极寻求合作伙伴，启动长安北大门公司驻地房地产开发。说起当年谏言信，刘国柱心静如水：“没啥，我做了件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历史上的先觉前贤们，大多是悲剧角色，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铺路石。我是幸运者，我的最大的幸福，是看到了我当年否定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在全国变为现实。”

　　2011年1月25日因病辞世，走完了他76岁让人敬仰感慨的人生。刘国柱独立思考，求实创新;坚持真理，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学习和借鉴。(张宝贵 )
 

　　作者简介:

　　张宝贵，西安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陕西农村网青年记者导师、曾任长安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长安报》社长、陕西省县市报协会主席、长安区政协秘书长，100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等全国、省市新闻奖、社科奖，30多项社科成果写入中央文件。理论专著《领导与新闻谋略》(与李正善合著)受到中宣部领导的肯定。央视、解放军报、新闻出版报等国内20多家媒体和日报放送网百余次报道，被誉为“新闻奇才”、“研究领导新闻学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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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