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姆森·杜威的父亲经营一家小型批发公司，每周工作80到90个小时。这家公司负责把商品从制造商那里运送到零售商店，属于那种一般人从没听过的公司。杜威家的生意已经做很久了，还经历过用马车送货的年代，现在已经在芝加哥开了两家店面。
布拉姆森的父亲迈克只有周日休息，但他节俭的作风毫不松懈。如果他太太买 2 升的苏打水花了1.29 美元而不是1.09 美元，他就会发脾气，还会好几天都不高兴。布拉姆森等了好多年，才加入当地的青年曲棍球球队，因为迈克认为，他儿子去打球还要付钱，实在有些不讲道理。由于迈克不想掏钱买任何装备，另一户人家就带着布拉姆森，用布拉姆森自己打工攒的钱去买二手曲棍球装备。
在所有孩子里，布拉姆森和他弟弟属于那种没去过餐厅用餐、没有雅达利游戏机，也没到过其他地方度假的人。他们从没问过父母为什么会这样，但在心里会不断猜想，家里是不是经济拮据，或者父亲是不是想要给他们什么启示。“但他除了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事以外，从不和我们任何人聊天。”布拉姆森说，“既没有人生课程，也没有什么指引。”
不过，布拉姆森确实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他小时候送过报纸，高中时到乡村俱乐部洗过碗盘，大学时帮搬家公司送货。他在很年轻时就成为会计师，这是一份白领工作，而且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升迁，头衔也越来越响亮。
他对数字的掌控能力最后以他从未想到的方式，为家里提供了许多帮助。2001年，他父亲被诊断患上了癌症，在接受治疗期间，必须有人接手家里的生意。布拉姆森的母亲只好开支票、当信差，把几个装满现金与文件的咖啡色袋子给布拉姆森送到医院，这样布拉姆森才能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帮忙经营父亲的公司。他回忆道：“对我来说，这就像法务审查一样，我必须厘清哪条路是对的，以及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
布拉姆森重病的父亲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至少一定要回答儿子的某些问题。迈克透露了他必须给出的少量信息，而布拉姆森在打开父亲的邮件时才明白，父亲的生意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例如，父亲的银行账户里有50万美元，但不知道已经放了多久，而且没赚到什么利息。
布拉姆森也没发现贷款的还款单，一切终于真相大白。除了父亲的公司，公司总部所在的那排大楼，包括楼上的公寓，都是他父亲的财产。而且迈克在 1968 年把公司搬进现在这整排大楼时，他仍然拥有前一栋大楼，那栋楼也有几套公寓。布拉姆森计算后才发现，父亲根本就是个千万富翁，仅是出租那些公寓，一年就能有 6 位数的租金进账。
不到一年，迈克就过世了，布拉姆森和弟弟、母亲继承了这些财产。他们决定结束批发公司的生意，把房子打理打理，再请一家物业管理公司代为运营。他们收到高额的租金，布拉姆森也辞掉了会计师的工作。在36岁时，他成了全职老爸。
由于过去的成长经历，他在抚养两个女儿时，很可能会犯许多错误。因为通常来说，小时候想花钱却老是被父母拒绝的孩子，长大后就很难对自己的孩子说不。不断被拒绝而且没办法做想做的事，是很痛苦的回忆，特别是父母有能力提供更多却选择不那样做的时候。布拉姆森想成为什么样的父亲，其实是许多家庭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节制与物质主义中，找到适合的平衡点？
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消费标准
每一代父母，面对孩子可以接触的商品与服务时，都会感到震惊，有时候也会非常担忧。而最近几年，各种消费商推出的永远在线、立等可取、无须等待等服务，在本质上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
在我们成人的生活中，追求奢华已经成为新的生活标准。女人喜爱的Drybar 美发沙龙、蔻驰（Coach）手提包，甚至星巴克，都成为这个现象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根本不存在的品牌。斯坦福大学研究青少年的专家威廉 • 戴蒙（William Damon）就提到了这样的现象：很多小孩“拥有很多以前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特权”。1 美国心理学界物质主义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蒂姆•卡塞尔（Tim Kasser）也提醒读者，大家很容易忘记，这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热水淋浴设施。
我想，与很多人一样，我还记得自己十几岁的时候，房间里能拥有一台电视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大事；也还记得，我和朋友多希望能拥有一条私人的电话线路；还有，谁也不会忘记社区里第一个拥有Betamax 录像带放映机或是调制解调器及计算机的人家。在那个年代，能买到这些东西，是多么不寻常的事，你根本无法想象。现在我们竟然可以随便就给一个六年级学生一部走到哪里都能打通的手机，它还具备了数码摄像机、随身听、手表、照相机、对讲机的功能，还可以看书，实在太疯狂了。的确，这是一件神奇又美妙的事，一个设备就能包办所有的事，而且费用比二三十年前购买这些物品的费用加在一起还便宜。而这也显示出，我们的消费底线已经发生了多少变化。
所以父母要如何定义，买多少数量的东西或服务才是恰当的？我们都想做个决定，也想做正确的事，但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刚好与所处的环境产生冲突。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阿莉森•J.皮尤（Allison J. Pugh），花了两年时间追踪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富裕与贫穷家庭，并在《渴望与归属感》（Longing and Belonging）一书中披露了她的发现。她的结论是，我们的孩子在不断探求某种她称为“经济尊严”的东西。与此同时，孩子对自我价值的认知，经常会根据朋友圈里对某些物品或体验不断变化的评判标准而变大或变小。
而且，这种情形在富裕或贫穷的社区都会发生，皮尤谈到，当孩子没有 Game Boy 游戏机，或是没去过大部分孩子都去过的度假胜地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没有东西可以拿来炫耀的孩子而言，这种感觉就像“不受欢迎、被人视而不见”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