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星简介
陈红星，笔名秦直道，作家、评论家。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奎屯市文联委员，新疆奎屯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中国作家网、《文艺报》、《文学自由谈》、《散文诗》、《秦岭》、《华文月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长安学刊》、《解放军报》及《陕西工人报》等文学类报刊杂志及学术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学术论文等作品数百篇，多篇作品被新华网、中国青年网、光明网、学习强国、法制网等主流网络媒体转载。出版有散文集《一棵树给人的荣耀》和学术研究专著《独开水道也风流——陈忠实文学思想探微》。
您为什么要研究李建军
——专访新疆作家、评论家陈红星
李印功
李印功：陈老师您好!众所周知，李建军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您作为一个对李建军先生的崇拜者，近年来在研究李建军方面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引起了《华文月刊》的关注，王继庭总编特安排我对您进行专访。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李建军先生及其文学批评的?
陈红星：我第一次见到李建军先生是在2004年10月27日的晚上，地点是在我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逸夫科技楼学术报告厅，记得那一晚他和著名图书出版人贺雄飞先生、哲学家黎鸣先生三人来我校为师生做学术报告。十分遗憾的是，当时报告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了。在之后的十二年间，虽然李建军先生的大名我已铭记在心，但囿于当时自己思想认识和学术视野的局限性，对于他本人及其著作我并没有进行过多少有意识的关注和阅读，也更无从谈及研究。
李印功：那么转机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陈红星：我和李建军先生之间的学术缘分真正发生在2016年的下半年。2016年11月10日这一天，经过《文学自由谈》主编潘渊之先生的联系，我添加了李建军先生的微信。这对于我和李建军先生以后的学术缘分，具有重要的纪念和开创意义。从这一天开始，我便开始了和李建军先生在微信上的学术交往。
李印功：您对李建军先生的真正阅读研究又是如何开始的呢?
陈红星：此后不久，我从作家和评论家邢小利先生的微信朋友圈中得知，李建军先生在这一年将要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其学术著作《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书，我便不揣冒昧请李建军先生在方便时能给我惠寄一本。李建军先生当时慨然答应，我只是静等大作而已。这一年寒假时，他便给我从北京寄来了他的签名之作，这使我十分感动。收到他的著作后，我便抓住一切工作之外的时间认真阅读起来。这是我阅读的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通过对于李建军先生这部关于中西方两位著名戏剧家比较研究的厚重之作的阅读，我深为其人格情怀及评论魅力所叹服。因为一种强烈的阅读感受，我便写了一篇经过反复修改后的书评《一本厚重诗性亲切的戏剧家研究著作——读李建军先生<并世双星——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发给李建军先生，请其批评指正。后来经过反复修改，这篇拙作经他推荐发在了“十里店评论”微信公众号上。
李印功：后来又是如何持续进行的呢?
陈红星：因为这一部著作的阅读，推动我后来集中阅读了他的其它著作。回想起来，这一年可以说是我的“李建军先生作品阅读年”。此后我便开始关注有关他的新著出版的消息。2017年9月的时候，他出版了《陈忠实的蝶变》一书，我很快从网上购买来阅读。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春季，我又陆续阅读了他2018年出版的上下两册的文学评论巨作《重估俄苏文学》和《不成样子的扯淡》及《超越消极写作》这三部作品。2019年他的《小说修辞研究》(修订版)一书出版后，了解到我想写一篇关于他的文学批评概念一文的一时之需，他惠寄了他刚拿到的该书的样书和此前出版的《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一书给我。
到目前为止，除了《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这本书我想找一合适时机阅读外，我基本上将李建军先生的著作能找到的都阅读了。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有意识地随时关注并收集李建军先生发表的相关散篇文章。
李印功：我想了解您阅读与研究的动机。
陈红星：我觉得虽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要讲求客观冷静理性的治学态度，但在学术研究的动机和精神上则要讲求真心真诚真挚的情感初心。对于一位学人的关注与研究，既要讲和其之间的人格缘分，也要讲学术缘分。对于李建军先生文学批评的阅读与研究，这是我在阅读学习过程中自然而然选择的结果。与此同时，关于李建军先生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无论是从我和他一点一滴的交往中，还是学界诸多专家学者对他的评价，都是有口皆碑。一个学者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这一点十分重要，它决定了其学术研究所能达到的境界和高度。一个学者是为稻粱谋还是为学术传，这决定了其学术的生命和底色。就我个人因素而言，从学术层面来讲，我上研究生时师从著名美学家尤西林先生学习的是美学专业，工作后教授的主要是《文学概论》课，在工作之余喜欢的是文学创作和专业研究，平时感兴趣的也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李建军先生其文其人，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有机的统一。所以，阅读研究李建军先生的文学批评是一件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以为，一个人在学术研究上的选择一定要和自己的生命体验联系起来，要追求和体现一种来自学术的高度、思想的力度和情感的温度，否则会难以为继，这一点十分重要，但勉强不得。
需要提及的一点是，李建军先生的文学批评论著，是我最近几年来除了对于鲁迅、陈忠实先生系统深入的研读之外的又一学术研读对象，更是我后来的教学、写作和研究所依赖的重要资源，是我近几年来在学术上的重大收获。对于我的人生和学术研究来说，和李建军先生的相识相交及对于李建军先生的学术阅读研究是我的一种幸运和荣幸，这些也给我的人生增添了一种靓丽的色彩。李建军先生以及他的作品，给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文学界同仁带来了无法抗拒的阅读魅力和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备受学界同仁的高度关注，这也正说明了他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
李印功：我感兴趣的是，还想听听请您撰写李建军文学批评研究三篇论文的初衷。
陈红星：这三篇拙作的写作都是在我认真全面细致阅读李建军先生的学术著作的基础上写成的，都是我从内心出发想通过学术论文的方式表达我对其文学批评的高度认同和理性支持，同时我也希望我的这三篇论文能给关注李建军文学批评研究的学者带来一点有益的启示。
关于书评《一本厚重而充满诗性的戏剧家比较研究著作——李建军先生著<并世双星——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读后》的写作初衷，我意在将我的精神之乐同读者一起分享。无独有偶，众多学界同仁对于这部著作如潮好评，使得此著的评论集《兰有秀兮菊有芳》世面。我以为对于李建军先生来说，这是一种向其表达敬意的殊荣。
论文《对于陈忠实无法实现“豹变”的宏论深析》，是我在阅读李建军先生的《陈忠实的蝶变》一书后完成的。陈忠实在写完《白鹿原》之后为什么没有再创作出一部超越之作，这可以视为许多人的“陈忠实之问”，对于这一问题，大家都很感兴趣，但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一种是从现象层面的分析，这种分析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深刻，也不能给其他作家带来真正的深刻启示。我在拙著《独开水道也风流——陈忠实文学思想探微》(新疆人民出版总社伊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中对此也做了专门的分析。后来，当我读到李建军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后，我觉得他才真正将这个问题从学理层面分析透彻了，令人信服，促人思考，给人启迪。基于这一强烈的感受，我觉得需要通过论文的方式将其凸显出来，以使读者意识到其重大意义，我觉得这一章节是这部著作中最精彩的分析之一。
论文《李建军文学批评的概念》一文的写作，也是源于我对其作品的系统阅读所得。从我阅读《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这部著作开始，我便注意到李建军先生提出了一些属于他自己的文学批评概念，我对这些概念很感兴趣，便随时在书边标注圈划下来。后来，随着陆续阅读他的其他著作，我发现了他所提出的许多文学批评概念。虽然我此前对这些概念闻所未闻，但其内涵并不让我感到晦涩难懂从而敬而远之，我以为它们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诸多读者作家学者的阅读创作研究等都十分有用，所以便有了将其系统总结下来的想法。我想这对于其他研究李建军文学批评的学人也许会有一定的助益，因为不一定有人会做这方面的基础性整理研究工作。这篇拙作开始发表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后来被中国作家网转载，读者反响良好，这令我倍感欣慰。
上述三篇拙作，是我阅读研究李建军先生文学批评的开始，都是我个人内心推动的学术研究的成果表达。我想，研究者内心情感的推动力量也是其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这大概也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一种温度吧!试想，如果一个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的情感是冷漠的，怎么会推动其进行真正的深入研究呢?
李建军先生的文学批评研究，我觉得需要挖掘研究的方面宽广丰厚，但这都需要源于他的作品文本，而且要紧密结合当代文学批评的实现呼唤，而不能想当然，更不能空穴来风。
李印功：通过这几年的阅读研究，您对他的文学批评有什么深刻的体认，您从这些论著中学到了什么?
陈红星：一是他以自己的真知灼见一针见血地对当代中国代表性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进行针砭，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这是它区别于一些红包批评和“谀派批评”的真正标志。正是这种直面名家不惑盛名的批评精神，才使诸多不明就里的普通读者在阅读这些名家作品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也才使其他许多作家在创作时避免重蹈覆辙。我想只有客观公正地评价当代中国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使其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使中国文学真正地走出去。许多读者常常被名人的光环所蛊惑，从而常常会误入歧途。所以我们更加需要那些真正具有才胆识力的批评家来做一些正本清源“剜烂苹果”的工作。
二是他贯通古今中外丰厚扎实的学养。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方面。这些深厚的理论来源可谓信手拈来，恰如其分。这一点令我十分佩服。我想这都是他长期广泛深入的阅读研究的积淀，更是他雄厚广阔的认识视野的展示。我觉得研读他的著作时带给我的一种巨大的快乐是，对于他所使用和引用的古典的字词和诗词引文等，我总喜欢不由自主地去寻根溯源真正了解理解其涵义;对于他的作品中提到的一些经典的理论著作则会按图索骥努力找来原著学习阅读。概括而言之，他的作品让我有了一种真正强烈的学习动机，我觉得我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我想，这也是一位真正的文学批评大家带给我的更重要的启迪和更珍贵的财富。
三是他刚毅雄健行云流水般的语言魅力。他的文学批评作品读起来如同正午的阳光下鲜花夹岸，大河奔流，又颇具一种亲切之美。我以为，他是十分自觉地注重文学批评的语言修辞的，这也是他在批评一些著名作家的语言修辞问题的同时，他自己在文学批评上对于语言修辞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自觉应用。的确，他的批评文章读来真是一种美妙的精神享受，文质兼美，引人入胜，令人不知疲倦。正是基于这一深切的阅读体验，所以我才有了关于他的著作的第一篇书评《一本厚重诗性亲切的戏剧家研究著作——李建军先生著<并世双星——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读后》，这是我有感而发一吐为快之作;在他的著作中，他对古汉语的自如运用，使他的语言有一种刚健雄毅古朴渊雅之美，我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写出他这样富丽的语言的理论作品;他的行文有时独句成段，有时直抒胸臆具有散文式的舒缓，却无我平素所读到的一些论文的正襟危坐一脸肃然之相，如他新近的评论《路遥和史铁生》这篇比较性的研究著作等;他的批评文章不仅言之成理，而且细观微察，言之有据，无懈可击，如他从语法修辞价值伦理上对于当代一些著名作家莫言、贾平凹、阿来和残雪等的分析评论;他的辩论的逻辑力量，颇得鲁迅先生的真传，如《武夷山交锋记》等，读来令人畅快淋漓。
李印功：您认为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对您的研究和创作还有什么启示?
陈红星：首先是不惧盛名，追求真理。这是文学批评的生命之所在，否则就失去了文学批评的意义。红包批评，谀派批评及酷评等都是扼杀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罪魁祸首。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应该避之而不及。再是推动当下，服务文学。李建军先生的文学批评研究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历史与当下的有机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它们体现了文学批评的真正理论高度，这样就具有了令人信服的学术力量。正如鲁迅先生说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文艺批评亦如此，要以理服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的文学批评思想，真正起到了推动我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作用，而不是一种束之高阁的苍白的理论，这也正体现了他的文学批评对于一个具体的作者和研究者的真正价值。
李印功：除了文学批评上的收获外，您还从李建军先生的身上学到了哪些宝贵的品质?
陈红星：李建军先生宅心仁厚文质彬彬，深具先生之德君子之风。如果没有他的真诚鼓励和热心帮助，我是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阅读和研究阶段的。就我个人来说，几年来，他给了我许多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令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和他的每一次交流，对我来说都是一次美好的回忆，都令我如沐春风，回味悠长。
李印功：陈老师，听了您关于李建军先生文学批评的阅读研究，我觉得您是在用心用情用力研究李建军先生的文学批评及他本人。我相信，以您这样的精神从事研究进行创作，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最后，谢谢你接受《华文月刊》杂志的访谈。
来源：《华文月刊》杂志2020年12月号
李印功，男，1953年生，富平县人，现居西安。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杂志副主编，《华文月刊》杂志常务副主编，《陕西文谭》网策划，《陕西农村报》原执行总编，陕西电视台《百家碎戏》《都市碎戏》编剧。出版有长篇小说《胭脂岭》。
责任编辑：米多
